• 电子文献
  • 学者
  • 书目
高级检索
当前位置: 首页  >书评详情

处江湖之远:民国时期政治家章士钊、张东荪研究

zzymuoggehny    (中央民族大学)
学术性
影响力
创新度
2017-05-03

    民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将以政治家、官僚身份参与政治视作肮脏,既然如此,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与政治断绝直接关系,从外部谋求改善政治。然而,对于强烈关注现实政治的章士钊和张东荪而言,置身于政治世界之外过于走极端。于是,他们选择了既可回避做政治家,又能畅论政治的政论家之路。本书考察章士钊与张东荪在民国时期所发表的政论,试图阐明他们政治思想的特质。

    章士钊和张东荪尽管生前境遇如此不同,但他们的一生也存在相近之处。他们都曾大量阅读政治学、法学著作,并在民国时期(19121949)撰写、发表过大量政论文章。关于“政论”,并无明确定义,但大体包括如下内容:从针对当下政治形势及具体政策的具体的时事性评论,到试图提出中国应引入和建立的政治制度,乃至对于应追求怎样的政治形态所做的原理性分析等。实际上,时事性评论和原理性分析难以明确区分,一般而言,前者包含后者,而后者是前者的反映。不过,章士钊和张东荪更关心、更擅长的,是为提出中国应追求怎样的政治形态而做原理性探讨。

    章士钊和张东荪作为政论家,并非孤立于社会而独自思考和构建其政治观点,而是努力吸收国外政治学及法学的研究成果,并在报纸、杂志等媒体上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其时,章士钊自称“记者”或“哲学家”,而张东荪则自称“第三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将撰述和发表政论视作本分,并对自己尽此本分深感自豪。本书将自称“记者”、“哲学家”、“第三者”、“政治评论家”的章士钊和张东荪称作“政论家”,并探讨他们作为政论家是如何自我定位的。

    有研究已有明示,中国近现代发表政论者绝非仅此二人。早在1870年代初以后,商人、买办、洋务官僚等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们曾陆续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创办和发行报纸,关心政治的记者们在这些报纸上发表过大量政论文章。

    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清末代表性思想家之一梁启超,他曾在1890年代后以杂志《时务报》及《知新报》等为阵地发表过大量政论文章。1896年创办于上海的《时务报》曾以梁启超为核心鼓吹君主立宪制。《知新报》于1897年创办于澳门,其刊文与《时务报》一样鼓吹君主立宪制。

    梁启超认为,政治家和发表政论者即政论家可以反复相互替代,政治家和政论家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沟壑。尽管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其后的梁启超无疑仍是以这种态度保持着对政治的关注和参与。因为,民国成立后,他在发表政论的同时也为成立民主党、进步党而竭尽全力,还曾作为内阁成员之一参与国政。在梁启超看来,政治家和政论家彼此并无畛域,由此一领域踏入另一领域既不困难,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梁启超的这种看法与章士钊和张东荪大相径庭。如本书所述,章、张认为政治家和政论家之间存在距离,且不可轻易迈越,二者的责任不是连续的。换言之,他们为政论家规定了不同于政治家的特殊责任。

    当然,赋予政论家以重要意义的并非只有章士钊和张东荪。在民国时期,以敏锐目光审视政论家和政治家之间矛盾关系的还另有其人。比如,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之一、曾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巨大贡献的李大钊,其在尚未确立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的1917年就撰写过《政论家与政治家》一文,明确论述了政论家和政治家之间的矛盾关系。

    李大钊论道:“发育人文助进群化之事业,固自多端。简而举之,不外两途”,即“精神的方面与实际的方面而已”。从事精神方面工作的有政论家、哲学家、文学家、批评家、宗教家等,而从事实际方面工作的则包括政治家、实业家、医生、军人等。而“此二种事业,其于人类社会,皆所要需,或相张弛,或相错综,或相递嬗,或相并行,固不可有所轻重轩轾于其间也”。然后分别举出实际从事此两方面工作的代表人物,前者有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后者则有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格莱斯顿、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等。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就政论家和政治家分别应负的责任做了分析。

    在分析中,李大钊明言“政论家主于言,政治家主于行”。 具体而言,政论家的使命是提出新标准,眼光多朝向未来,重视进步、倡导理想,以排除滋生弥漫于国民间的懈怠沉滞气象;而政治家的使命则是改善现状,眼光多关注现实,重视秩序,以当时的实际政治情形为标准逐个形成适当政策。发人深省的是,李大钊又说,“世有厚责政论家,以驰于渺远之理想,空倡难行之玄论,而曲谅政治家以制于一时之政象,难施久远之长图者,殆两失之也”,其立场显然更倾向于政论家。

    与李大钊一样,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胡适也曾强调政论家必须承担其特殊责任。他在1922年撰写《政论家与政党》一文详细论述其观点。

    胡适在该文开头提出了一个早已“在许多人的口头和心上”的问题,即“政论家可以不入政党,不组政党,而仍可以发生效力吗”,然后将政论家分作三类,即服从于政党的政论家、作为政党模范的政论家和监督政党的政论家。

    关于服从于政党的政论家,胡适断言他们“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没有必要探讨。他对作为政党模范的政论家评价极高,称他们以公正态度批评反对党,而不做恶意攻击,即使对自己的政党,若有意见也会进行公正的批判和弹劾;“他们虽在政党之中,而精神超出政党之上,足迹总在政党之前”。

    但是,胡适最希望读者关注的是监督政党的政论家,文中对这类政论家的论述占据最大篇幅。他认为,“在这个本来不惯政党政治,近来更厌恶政党政治的中国,今日最大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他强调中国需要这类政论家,“这种独立的政论家,越多越有益,越发达越好”。

    此外,不少研究指出,梁启超、胡适等不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时都带有“士大夫意识”。所谓“士大夫意识”的含义,学者的认识各不相同,但大体如下。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强烈关心现实政治,他们认为政治的核心力量是自己而非民众,而这种自负与清代以前的士大夫一脉相通。但是,他们组织并运行政党、通过选举赢得民众支持以促进政治进步,或积极与民众合作开展政治运动的意愿并不强烈。换言之,知识分子虽然积极议政,但一旦感到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就不再愿意主动参与政治。知识分子并不看重民众的作用,往往忌讳和回避参与实际政治所必须承担的种种负担。直言之,知识分子喜欢对政治高谈阔论,在看到自己的意见有可能被接受时也会直接参与政治,但一旦其政治实践遇到困难,或嗅到政治粗俗、肮脏的气息,就会避开政治实践而专事议论。这种观察多用来解释知识分子的局限,即知识分子在科举被废止后仍然未能摆脱旧有的精英意识,因而虽对现实政治有所建言,却无从发挥其作用。

    要找出章士钊和张东荪身上的上述“士大夫意识”,也并不困难。实则,他们二人很难说与这种意识没有关系。然而,仅凭“士大夫意识”却无法明确解释他们作为政论家而坚守的矜持态度。

    章士钊和张东荪对自己身为政论家的作用十分自豪。这种自豪绝非仅来自其“士大夫意识”。因为,他们坚信政论家能够促进政治改良。亦即,他们虽然强烈关心政治,但自始就有意避开政治家之路,并发现不参与政治更有其积极意义。如本书下文所述,章士钊和张东荪并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其政论家立场,其经历十分曲折、复杂,所言所行也很难说曾给现实政治带来显著变革。所以,仅从结果看,称他们二人的努力深受“士大夫意识”限制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只因其未能改变现实政治就断定他们作为政论家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显然也是消极观点。而且,在未充分理解他们寄予政论家的期望时对他们轻下评判,难免过于单纯和武断。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将对“士大夫意识”这一概念难以涵盖和把握的政论家的矜持态度进行探讨。


评论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 华龙大厦 A/B座13-16层 邮编:100029
客户服务邮箱:wangxuan@ssap.cn 或拨打:010-59367096(9:00—18:00)
社科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SAP )版权所有
京ICP备06036494号-6 京公网安备110102003507 新出网证(京)字0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