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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的钟声 昌邑民元“五一八”惨案深描
出版时间: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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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12年3月5日,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剪辫文》中,剪辫的意义被定为“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具体来说,“旧染之污”则有着两个方面,一是从历史上看,“编发之制”是“满虏窃国”后强行推行的“腥膻之俗”,这一过程充满着历史的血污,如今“满廷已覆,民国成功”,怎能“习焉安之”?二是从文明卫生的意义上来说,“矧兹缕缕,易萃霉菌,足滋疾疠之媒,殊为伤生之具”。此外,令文还特别强调,鉴于“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因此“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悉知。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干国犯”。正如“正月不剃头”由“思旧”变为“死舅”那样,发辫的政治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在地方居民那里沦落。既然如此,以“新国”名义发布的剪发令“转谕”到“地方”,又会怎样呢?山东省昌邑县也许是令文所言的“偏乡僻壤”,当年7月2日(农历为五月十八日)那里发生了一件“惨杀巨案”,它与剪发令所言的“国犯”直接相关。此案看似与习俗变革有关,实际上远为复杂,这里将透过“深描”来澄清其中蕴含着的多方面问题。三天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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