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5日，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剪辫文》中，剪辫的意义被定为“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具体来说，“旧染之污”则有着两个方面，一是从历史上看，“编发之制”是“满虏窃国”后强行推行的“腥膻之俗”，这一过程充满着历史的血污，如今“满廷已覆，民国成功”，怎能“习焉安之”？二是从文明卫生的意义上来说，“矧兹缕缕，易萃霉菌，足滋疾疠之媒，殊为伤生之具”。此外，令文还特别强调，鉴于“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因此“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悉知。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该地方官毋稍容隐，致干国犯”。正如“正月不剃头”由“思旧”变为“死舅”那样，发辫的政治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早已在地方居民那里沦落。既然如此，以“新国”名义发布的剪发令“转谕”到“地方”，又会怎样呢？山东省昌邑县也许是令文所言的“偏乡僻壤”，当年7月2日（农历为五月十八日）那里发生了一件“惨杀巨案”，它与剪发令所言的“国犯”直接相关。此案看似与习俗变革有关，实际上远为复杂，这里将透过“深描”来澄清其中蕴含着的多方面问题。三天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