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团，是中国走向世界、迎纳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考察政治大臣归国后的宪政建言，不仅推动清政府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将宪政改革确立为基本国策，而且同时也为清政府如何推进宪政改革提供了决策依据。无论是从深化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深化清末宪政史研究的角度，皆要求我们对五大臣考察团的政治成果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当然，对考察团政治成果的探讨，既要评述其内容，也要深入分析其产生经过。笔者曾撰文探讨了载泽考察团政治成果的编撰过程及其内容。关于戴鸿慈、端方考察团归国所上奏折、考察报告以及编译书籍，学界对其内容多有提及，对其由来则含糊其辞，笼统指出戴、端委托随员熊希龄统筹各类成果的撰述，熊转而求于梁启超、杨度，由梁、杨二人完成。然而对这一历史情节的细节，以及梁启超究竟提供了哪些政治素材，是否有其他人参与其中则未论及。持此论者普遍依据的是陶菊隐及《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只言片语的记载。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则注意到《新民丛报》作为半月刊，19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