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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的犹大树》:墨西哥社会革命语境中的女性

吕惠    2019-09-05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开花的犹大树》:

墨西哥社会革命语境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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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图片来源于网络)



No.1

凯瑟琳·安·波特与墨西哥革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各地受压迫的民族和阶级纷纷掀起革命浪潮,尤其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一些贫穷的殖民地地区,人民纷纷组织起来,为民族独立、社会正义和平等而斗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妇女也参加了这些革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平等而奋斗,也为自身的解放而努力。1910年到1920年期间的墨西哥革命的初期也是这样的。在军人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的腐朽统治下,墨西哥经济陷入混乱,下层人民生活贫困。大多数女性和下层人民及少数族群一样,在经济、政治和宗教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革命前,墨西哥妇女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下,她们被家庭生活、婚姻和天主教教会所束缚,默默地生活在男权社会的权威之下。1884年,迪亚斯独裁政府通过了《墨西哥民法》。这一法律严重限制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上的权利,“维护了丈夫和妻子间不可想象的不平等关系,极大地、以独裁方式限制女性应有的权利……并且抹杀和剥夺了她们的个性”( Diane Mitsch Bush and Stephen P.Mumme,“Gender and the Mexican Revolution,” in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Africa,Asia,and the New World,ed. Mary Ann Tétreault(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1994),351.)。


当时的墨西哥妇女积极参加革命,在智力、政治、军事上都为国家的民族革命做出了诸多贡献。许多知名的墨西哥女性知识分子,如多洛雷斯·希门尼斯·姆洛、特蕾莎·比利亚雷亚尔、布兰卡·曼卡莱阿诺、赫米拉·加林多等积极创办、出版女权主义期刊和读物,如《妇女声音》、《重生》、《红旗》以及《自由与工作》等,呼吁妇女解放,抨击在压迫女性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天主教会。这些出版物的口号也表明女性平等是当时社会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例如,“妇女是伟大人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她们有权利、有义务提出要求,并为自己祖国的尊严而奋斗”,“男人们,请允许女人们自我教育并让她们独立思考”,“男人偷走了女人的天赋权利”等等。这些努力都使得女权主义成为墨西哥革命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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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国旗(图片来源于网络)


墨西哥革命的目的,也就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原住民艺术的发展与世界反对资本主义、天主教、父权制压迫的高潮相呼应,对年轻的波特产生了吸引力。当时波特表现出对这三种压迫力量的强烈反抗。波特第一次到墨西哥是在1920年11月,到达墨西哥后,她立刻开始撰写关于墨西哥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对这个国家的乐观态度。在她的第一篇书评《布拉斯科·伊巴内斯看〈革命中的墨西哥〉一文》(“Blasco Ibanez on ‘Mexico in Revolution’”)中,她批判了美国学者伊巴内斯对墨西哥革命的冷嘲热讽,还为墨西哥革命领导人辩护。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瓜达卢普的圣日》(“The Fiesta of Guadalupe”)中,波特强调了墨西哥印第安人所遭受的苦难,并且把苦难的根源归咎于印第安人后来归化的基督教:“在我的梦中,我看到那些摸索着的不知足的手在向前伸,向前伸,向前伸,眼光茫然地从可以养活他们的大地转移到广大空阔的天空(Katherine Anne Porter,The Collected Essays and Occasional Writing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New York:Delacorte,1970),36.)。”波特认为如果印第安人愿意重新信仰自然神而非耶稣基督,他们的苦难会减轻。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波特对于墨西哥的形势做出了很有见地的判断。她认为墨西哥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三大巨头:土地、石油、教会”(同上,402.)。大地主、石油生产商、天主教会联合起来控制国家资源,压迫人民。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因为土地是石油生产商和天主教会的资金来源。波特还指出印第安人应该联合起来夺回属于他们的土地。墨西哥性别问题也是波特关注的重点。


波特积极参与了墨西哥革命,包括女权主义运动。她参加工会会议,组织女工人活动,为墨西哥女权主义委员会机关杂志《赎罪》的创刊号撰写文章,包括参与撰写该委员会的纲领《妇女的经济解放》《墨西哥女权主义委员会行动纲领》等,号召妇女们行动起来反抗长期的社会压迫。她还做了大量笔记,用于撰写女权主义话题的文章或者论文。她十分敬佩尤卡坦总督、社会主义者菲利普·卡里罗·波多,因为波多坚定地支持妇女争取自己的权利,支持性别平等。众所周知,波特不喜欢诸如“女权主义”这类术语,也拒绝与女权主义有任何联系,一再坚称不论如何,这些术语都不能用在自己身上,但是从波特的思想观点和实际行动看,在墨西哥时的波特确实积极地参与了妇女解放运动。



No.2

《开花的犹大树》中的女性形象



墨西哥革命的目的与波特当时激进的思想非常契合,当时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也受到革命氛围的感染,来到墨西哥,不同程度地观察或参与了这场社会革命。这也为波特考察女性性别身份提供了新的语境。她的考察和思考反映在她以墨西哥为背景的另外三篇短篇小说《开花的犹大树》、《殉道者》和《那棵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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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的犹大树》(图片来源于网络)


《开花的犹大树》发表于1929年,是波特最知名,被收录最多的作品。小说描述了一名参加墨西哥革命的美国女性劳拉是如何对革命感到迷惑直至幻灭的,探讨了社会革命中女性的性别身份问题。1942年,波特曾撰文,提到这篇作品源自1920年她在墨西哥的经历。作品的女主人公劳拉是波特以自己的朋友玛丽·多尔蒂为原型创作的人物。玛丽来自美国一个天主教家庭,对墨西哥革命的理想十分认同。在这篇小说中,玛丽变成了女革命者劳拉。当然,也有学者,如托马斯·沃尔什认为劳拉是玛丽和波特自己的结合(Thomas F.Walsh,“The Making of ‘Flowering Judas’,”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12,no.1(1985):109.)。这种观点也很合理,因为波特也和玛丽一样,是一个天主教徒,对革命充满向往,最后也经历了同样的幻灭。


劳拉参加墨西哥革命的目的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她希望离开自己“想起来没有任何快乐的生活”,超越任何社会或者宗教对性别的规范来找到自己真正的独立身份,因此,在参加革命之前,劳拉抛弃了自己孩提时代就信仰的天主教,“自愿来到了这个地方” (Katherine Anne Porter,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New York:Harcourt,1979),93.)。劳拉被墨西哥革命的目标深深吸引,正如作品中的革命领袖布拉焦尼在他激情四射的即兴讲演中所说的:


所有的一切必须从它们习以为常的地方被消灭,它们在那些地方已经腐烂了几百年,它们必须被扔抛到天空,散布开来,像雨点似的完全撒落,分不出各自的形状。穷人用粗糙的手为富人创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剩下来;没有一个人会保全性命,只有那些被选中的人除外,他们是注定要来消灭残酷和不公,建立一个由仁慈的无政府主义统治的新世界的(同上,100.)。


劳拉是带着对革命的幻想来到墨西哥的,布拉焦尼呼吁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创造公正的新社会,这样的说辞无疑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和劳拉来墨西哥的初衷不谋而合。她想象中的革命是由“抽象的道德”激发的历史性事件,而革命者是一群“被英雄主义的信仰鼓舞”的人们(同上,91.)。但是劳拉对革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与残酷的革命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对此她深感失望。使劳拉对革命感到幻灭的首要原因是这位叫布拉焦尼的革命领导人。表面上,布拉焦尼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是一位为了被压迫阶级和革命理想而奋斗的人。当他得知有饥饿或者瘦弱的人遭受痛苦时,他总是十分同情。但是,事实上,布拉焦尼的革命仅仅是屠杀和暴力。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十足的物质主义者,他“阴毒、聪明、邪恶,有着敏锐的机智、冷酷的心肠,坚决做到有利可图地爱这个世界”(同上,98.)。他只是为了个人私利才进行革命的。他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获取大量奢侈品:美食、美酒以及从美国进口的赛马俱乐部牌香水。对劳拉来说,肥胖的布拉焦尼是物质腐朽的象征:“布拉焦尼这个贪吃的大胖子已经成为她幻灭的理想的象征,因为一个革命者既然有崇高的信仰,就应该长得瘦削、生气勃勃,被英雄主义的信仰鼓舞,是一切抽象美德的化身。这是胡说,她现在终于知道了,而且对此感到羞耻(同上,91.)。”


使劳拉对革命幻灭的第二个原因,是她发现虽然妇女解放是墨西哥革命的目标之一,但是在现实中,妇女解放从来没有成为像布拉焦尼这样的革命领袖的目标。相反,布拉焦尼仍然坚持关于性别身份的传统定义,也就是说女性应该成为男性凝视和欲望的目标,并且成为男人的附属物。作为小说中革命的象征,领袖布拉焦尼除了攫取个人物质利益之外,对女性的复仇心理竟然也是他参加革命的主要动因。“他十五岁的时候,曾试图投河自尽,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姑娘,他的第一个情人,而她却嘲笑他。”为了重新找回男人的自尊心,布拉焦尼发誓要“上千万个女人为这件事付出代价”(同上,98.)。他参加革命,因为通过革命他可以得到拥有许多女人的权利而不受到谴责,就像他会拥有许多物质财富一样。他这样对劳拉说,“对于我来说,在夜里,一个女人和另一个一样好。我个个都喜欢”(同上,99.)。也就是说,女人对于布拉焦尼来说仅仅是用来寻欢作乐的工具。对于他来说,妇女们应该待在家里,而不应该出现在工作场合。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理解劳拉会参加革命,“除非她爱上这里的什么人”(同上,100.)。


在这样的语境下,即使女性革命者也不能为自己争取到独立的性别身份。故事中的两个女性人物,劳拉和布拉焦尼夫人都积极参加了革命和妇女运动,但是不管是来自美国的劳拉,还是墨西哥本土的布拉焦尼夫人,就像成千上万个被布拉焦尼牺牲的女性一样,都成为他的凝视和欲望的对象。劳拉参加工会会议,运送食物、香烟、传递消息,给狱中的同事送钱,把总部的一些信偷偷地捎给那些为了躲避行刑队、藏在冷僻街道上霉迹斑斑的房子里的人,从一个鼓动家那里借钱给另一个鼓动家,给印第安孩子教授英语。布拉焦尼夫人在卷烟厂组织女孩子们参加工会和纠察队的活动,甚至在晚上的会议上发言。但是,她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从革命中获得真正的自由。劳拉成为布拉焦尼凝视和欲望的对象:“他抬眼望着她,两只阴郁的猫眼瞟了一眼,瞄向她那胸脯高耸的曲线中间那光滑的小径的两头(同上,97.)。”


另外,劳拉在整个作品中几乎完全沉默,而与之相对照的是布拉焦尼的流利健谈,这鲜明的对比更加确认了劳拉被物化的地位和布拉焦尼在两人关系上的主宰地位。小说开始的情景是布拉焦尼对着劳拉唱歌。研究波特的学者托马斯·沃尔什经过考证后,确认这是一首名叫“A la Orilla de un Palmar”(意为“椰子林岸边”)的歌曲,曲作者正是波特的朋友塔塔·纳丘。歌曲讲述了一个男人回忆与一位美丽姑娘相见时的情景,男人问姑娘是否有什么人陪伴,姑娘悲伤地说:“我是一个小孤儿,天哪。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甚至没有朋友。唉!谁来安慰我。”然后,沃尔什评论道,“很明显,这首歌感伤的表面下隐藏着征服的意味,这是典型的男性幻想”(Thomas T.Walsh,“Braggioni’s Songs in ‘Flowering Judas’,” College Literature 12,no.1(1985):150.)。对于布拉焦尼的歌唱,劳拉仅仅用沉默来回应。她保持沉默的原因大部分是为了保护自己。周围男人对女性表现出来的态度使劳拉同时感到受到威胁和反感,但是她不敢表现出对他们的厌恶。如果她说的太多,她会激起他们的复仇心理,就像布拉焦尼为了复仇而牺牲妇女们一样。


另一位女性革命者布拉焦尼太太从表面上看积极提倡女性解放,但是在家里,她却严格遵守传统观念,对丈夫谦卑恭顺。她不敢去打扰丈夫:“她生来就是一个规矩女人,像金子一样可贵,这错不了。她要不是这样的话,我会把她锁起来,这她也知道。”另外,布拉焦尼太太也被描述成一个传统男性社会要求的天使般的女人。和丈夫分开一个月,她就会每天晚上都哭好几个小时。当她看到丈夫——她一切苦恼的根源——的时候,她走向他,脸上丝毫没有埋怨的神情,只是显得悲伤:“‘你累了吗,我的可爱的人儿?坐到这儿,我来给你洗脚。’她端来一盆水,跪着解开他的鞋带,当她跪在地上从发黑的眼睑下抬起悲哀的眼睛的时候,她为一切感到伤心,忍不住掉下眼泪……‘原谅我!’接着她的眼泪像一场神圣的、没完没了的雨,洗得他神清气爽(Katherine Anne Porter,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New York:Harcourt,1979),101.)。”布拉焦尼太太虽然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而是处处维护父系社会传统的性别身份。我们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们只知道她是布拉焦尼太太,她只是丈夫的附属物或者所有品。她并不是为一种信念献身,而是为一个男人献身。


波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对墨西哥革命感到失望,认为墨西哥政府已经落入腐败官员的魔爪,从头到脚都是腐败。波特对墨西哥革命的判断不无道理。历史学家的研究显示,当时,墨西哥土地革命失败,农村贫穷的人并未摆脱贫困,依然像以前一样无地可种。在劳工运动变为由政府部门控制、工会被中产阶级国家机器兼并之后,原本高涨的劳工运动也转入低潮。雄心勃勃的教育改革计划也因为资金缺乏、保守派的反对等停滞,外国财富持续剥夺墨西哥的资源。革命虽然迫使腐败的政府进行改革,但是革命最深层的目的,包括阶级平等、妇女解放等,都未能实现。


劳拉超越社会宗教对性别的规范,找到自己真正独立的身份的理想幻灭的外部原因是革命者的腐败,劳拉保持绝对的自我封闭状态,拒绝发出自己的声音则是她的目标无法实现的内在原因。通读小说文本,我们不难看出劳拉一直保持沉默,陷入孤立状态。这种孤立状态并不是她所追求的独立自主的状态,而是一种和外界隔绝的状态。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很能说明这一点。在小说的开头,劳拉知道布拉焦尼要对自己唱歌,虽然她很讨厌这个贪吃的大胖子,“而且布拉焦尼唱歌的形象和歌声越来越和她的一切苦恼混在一起,她原来对未来就有一种不安的预感,而布拉焦尼的行为加重了这种预感的压力”(同上,99.),但是她却“开朗而真诚地看着布拉焦尼,像一个懂规矩的好孩子”(同上,92.),任其对着自己歌唱。


虽然劳拉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但是希望和外部世界联系的人性使得她犹豫不决,因此无法全心投入任何事物中,包括自己从小信仰的天主教、后来参与的墨西哥革命,甚至自己的爱情。劳拉虽然宣称自己已经抛弃了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实在没有什么好的”,但是其实她一直对天主教念念不忘:“她还是一再不由自主地悄悄地溜进一座快要倒塌的小教堂,跪在冰冷冷的石头上,看着她在特旺特佩克买的那本《玫瑰经》,念一段万福玛利亚……她已经把自己束缚在从早年训练中得到的那一套条条框框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或者说每一种细微的个人爱好无不受到影响(同上,92.)。” 对待革命劳拉也是无法全心投入,虽然她参与革命工作,传递情报、给印第安孩子们上课,但是她觉得那些孩子们和她的革命同志都是陌生人,尽管孩子给她送花,还在黑板上写下“我们爱老师”,她“和这个世界还是格格不入”(同上,97.):那些孩子们对她来说,始终是陌生人,尽管她喜欢他们柔软、滚圆的手和他们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可爱的粗野的行为。她敲着一扇扇不熟悉的门,不知道开门的是朋友还是陌生人。即使是一张认识的脸从那黑漆漆、阴森森的,她一无所知的屋里探出来,也变成陌生人的脸了。不管那个陌生人跟她说什么,也不管她传递给他的是什么消息,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用一个单音字拒绝跟他变得熟悉和亲切。不。不。不。她从神圣的、护身符似的字中获得力量,使她不至于被引上邪路。拒绝一切,她就可以安全地到处奔走,波澜不惊地看着这一切。


为了保持绝对的自我,劳拉同样拒绝爱情。她拒绝她厌恶的领导人布拉焦尼的爱情可以理解,但是她同样拒绝了她喜欢的青年革命者尤金尼奥的爱情。在她的梦中,尤金尼奥叫醒劳拉,准备带她走,“没有一句话,没有害怕,她站起来,伸出手去握尤金尼奥的手,可是他机灵地、淘气地微笑着避开她,飘开去”(同上,102.)。不仅如此,由于她无法全身心投入真正的社会革命,投入对人类的爱中,因此面对布拉焦尼这样的革命家的凶残,她毫无反击的力量,她甚至遵从布拉焦尼的暗示,为被捕的尤金尼奥带去了毒药,帮助处于绝望中的他自杀。


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自我的书写只能来自和他人的对话性的互动,他人正是为书写自己提供素材,因为自我是用他人来定义的。因此,追求女性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像劳拉一样完全自我封闭,任何脱离他人的主体性都是虚幻的。所以劳拉身处社会革命的历史时期,但是由于她没有了解到他人在自我主体性中的重要意义,也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的自我。小说的最后,劳拉梦见了尤金尼奥指责她杀死了自己,证明这样的自我封闭给劳拉带来的并不是独立而是绝望:


那么,吃这些花吧,可怜的囚犯,尤金尼奥用怜悯的口气说,拿着吃吧;从那犹大树上,他摘下暖乎乎,滴着鲜血似的汁水的花,递到她嘴边。她看到他的手没有肉,几根又细又白的木化石般的枝条,他的眼窝里没有光,可是她狼吞虎咽地吃着花,因为那些花让她不再饥渴。杀人犯!尤金尼奥说,食人者!这是我们的肉和鲜血!(同上,102


结尾的梦境同时解释了作品题目的来由,也证实了劳拉确实给尤金尼奥带去了毒药,成为布拉焦尼杀害尤金尼奥的帮凶。犹大树是背叛耶稣的犹大的象征,开的花是紫红色的,这是由于犹大把自己吊死在一株紫荆上,从此这种树的花就有了新的颜色,也有了新的名字。所以劳拉梦中吃犹大树的花就象征着背叛。美国学者乔治·亨德里克认为尤金尼奥是一个耶稣式的人物,他怀有拯救穷人的理想,却被革命领导人和劳拉背叛,最终牺牲(Willene Hendrick and George Hendrick,Katherine Anne Porter(Boston:Twayne Publishing House,1988),39.)。因此,劳拉由于割裂了与人类的关联,把自己彻底孤立起来,不仅未能解决在社会革命中寻找独立身份的问题,而且还成了宗教、道德和人文理想的背叛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波特的《开花的犹大树》为我们研究社会革命中女性性别身份问题提供了可贵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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