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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深描:从丧葬仪式变迁视角切入

陈柏峰    2019-08-29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深描——

从丧葬仪式变迁视角切入


从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议实行火化开始,殡葬改革至今已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历程,火化早已从“自觉自愿”发展成为强制性的殡葬改革政策。甚至可以说,强制火化政策目前已是我国殡葬改革的最重要内容。1985年,我国发布了《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确定了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的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了火葬区和土葬区。凡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划为火葬区,推行火葬;人口稀少、偏僻山区、交通不方便的地区,划为土葬区,实行土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火葬区不断扩大,而土葬区稳步缩小。进入21世纪以后,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已改革土葬,强制推行火化政策。不过,殡葬改革的政策在现实中遭遇了不少挑战。在我们调研的大部分汉族聚居农村地区,火化政策推行的效果都不理想,土葬仍然是农村普遍现象(李德瑞、刘燕舞:《火葬政策的国家实践与村庄效果》,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因此,不断有人提出火葬政策不符合国情(《〈殡葬管理条例〉修订一推再推 强制火化被批不符国情民心》,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1004/0402_17_1594067.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2月1日)。


2008年暑假和2011年暑假在江西安远县农村的两次调研中,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当地火化政策在农村推行得非常成功。在我们蹲点调研的3个乡镇,村民在亲人死后都主动将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几乎无须政府继续强制执法,安远县火葬区的火化率几乎达到了100%。这与不少农村地区火化政策执行较为失败,农民公开、半公开或秘密地实行土葬的情况构成了鲜明对比。江西安远县是客家地区,相对于其他农村地区其传统文化因素保持较为完好,村民的祖先崇拜观念仍然广泛存在,村庄中有着较为完整的神鬼信仰系统,各种迎神拜神活动比当前其他农村地区更为常见,也更为农民所接受。而当地政府在2006年才开始推行强制火化政策。在传统文化似乎更为浓厚的赣南农村地区,政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推行移风易俗的火化政策,为何能达到如此显著的效果?而在其他传统文化似乎更为薄弱的农村地区,政府在更长时间内强制用力,火化政策推行的效果为何反而不好呢?本章将深入探析安远农村社会文化背景和火化政策推行过程,探讨上述问题的答案,及丧葬仪式变迁的意涵。


 一、村庄性质与传统丧葬习俗


在安远县调研,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当地的宗族文化,尤其是与华北或长江流域的村庄相比。村庄里不但存在显性的宗族组织、宗族活动和祠堂、族谱等,也存在隐性的宗族文化,如宗族认同和宗族意识。当地宗族结构保持得比较严整,绝大部分自然村都是单姓村,属于同一个宗族或同一个房支。自然村内有属于全村的祠堂,也有属于某一房头的祠堂,有时几个自然村还有共同的祠堂。如车头镇的黄陂社区就有三个宗祠,一个总宗祠,上村和下村又有各自的分支宗祠。一些比较有行动能力和资源的姓氏,甚至房头也有自己的祠堂。自然村至今还组织清明节的祭祖团体和活动,每个房头出一名主事人组成理事会,专门负责筹备组织工作,在祭祖活动中每个男丁都要出钱。近年来,大部分自然村还在理事会的组织下,集资重新翻修了祠堂,并重修了族谱。


当然,虽然能感受到安远农村直观的宗族文化,但也不能将其想象得过于强大。在传统社会中,中国南方的宗族往往组织结构严整,长老作为权威性力量负责对内治理与对外交往,大量祖产的存在为宗族活动和整合提供经济基础(〔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5~17页)。今天,在经历了集体化和市场经济时代之后,宗族受到了严重冲击,已经丧失了强组织性,族产完全丧失,长老地位荡然无存。当前的宗族,主要是在村庄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一些作用,它有时也可能被乡村组织利用,服务于治理的需要(如宗族理事会,可能被用来服务于新农村建设。郭亮:《走出祖荫——赣南村治模式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21~126页)。宗族力量已经不再是显性的、刚性的组织力量,而是呈现为隐性的、柔性的文化力量。在安远的村庄里,虽然社会变迁也很剧烈,但在宗族文化之下,村民行为仍然受到很多规约的约束。


同样,安远农村的丧葬习俗规范原本也非常强大。在村庄中,老年人享有较高的威望。在绵延的宗族序列中,任何一位老人的过世,都有着特殊的意义。由葬礼中的程序和仪式塑造起来的神圣感和超验感,对死者的祈福和对生者的护佑都展现在丧俗的方方面面。而整套丧葬习俗蕴含了一系列价值和意义,它与宗族文化一脉相承。丧葬习俗中所体现的意义和价值,正是传统宗族文化得以支撑自身的精神内核。


安远县既属宗族性地区,又属客家地区,在丧葬方面的传统习俗一直非常严格,虽然一直在经历各种变化,但具有意义内核的仪式和程序仍然大部分得到了保存。村里如果有老年人过世,家人要立即为过世者洗澡梳洗,换上“寿衣”,盛殓到棺材中,然后在祠堂中安放神位,准备香炉供桌。同时各家亲戚、兄弟姐妹,前来看最后一眼,并烧纸祭奠。之后主家要去请专门作法事的道士,邀请风水先生勘探墓穴的位置,并选择吉时来下葬,邀请同房支的人前来帮忙,邀请的时候要行跪拜礼。上山下葬的头天晚上,邀请本组、房支的主事人前来吃酒,并安排各种事务。下葬的当天,由道士作法事,风水先生指导下葬,本村青壮年抬棺材上山下葬。抬丧的过程中,逢过桥都要停下转棺,烧纸。下葬的当天还要为帮忙的人摆感谢宴。按照规矩,宴席要分为两场,即“丧宴”和“喜宴”。丧宴在老人出敛之前,食物以素食为主,以此表现失去老人的悲痛和对待丧事的虔诚;喜宴则在将老人埋葬之后,预示着老人丧事的完毕,用来表示对亲友的感谢,这时能够开荤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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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堂前亲友跪拜(图片来源于网络)


安远县属于山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征使得土地的珍贵不言而喻,为了尽量节省土地,老人去世之后不可能葬在耕地中,而是在山上“凿洞为穴”。由于极为相信风水,竹村人特别看中“阴宅”的选址,因为它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前程和兴衰,好风水能保证祖宗安居长眠,更能护佑后代子孙平安、兴旺发达。而墓穴的风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村民相信风水在宗族绵延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因此村民很注重为祖先墓穴寻找风水宝地,也因此在山场上就能发现众多墓穴“抢风水”的现象。在公认的风水宝地,往往聚集着好几个墓穴,为了争风水,每个墓穴都希望造得漂亮豪华。大多“屋场”中都有风水先生,他们专门为村民提供风水服务。由于大部分山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随着土地承包的推行分山到户,按照风水选出的地方便经常会出现在别人家的山地中。村庄逐渐形成了一套规则和“习惯法”。村民们会这样认为,每一家都有老人,如果一户村民不为他人提供方便,他就会遇到当自己家老人去世时而无人为他提供方便的局面。除非有个人的恩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村民都能怀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而无须进行太多的协商。显然,村落的传统规则和内生秩序是有力的,每一个村民都会以敬畏的心态来看待丧葬的传统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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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土葬(图片来源于网络)


人们不但重视“风水”,还非常重视“吉日”,葬礼一般都要“选日子”。对于竹村村民而言,能否选到一个“吉日”并按照这个时间将老人入殓是和选一块坟地同等重要的事情。为了等到这个好日子,许多老人的尸体不得不停放在祠堂中以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吉日”的推算有着一套复杂的规则,“吉日”之所以成为吉日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稀缺性。“吉日”有很大的偶然性,有时就在死者去世的三天后,那主家就需要抓紧时间操办丧葬;如果是在十天以后,那就可以办得从容一些;极端情况下,“吉日”可能在几个月后,甚至一年后,这样就必须停尸几个月甚至一年。车头镇曾有过停尸一年的例子。因为风水的神秘色彩,以及来自村庄的舆论压力,在丧葬过程中人们不得不必须遵从。


在丧葬仪式上,安远农村传统上有着一套复杂的程序和禁忌。按照规矩,老人去世后,儿子要请来道士以及专门的“吹手”。道士在整个丧葬过程中扮演与“神鬼”交涉的角色,他们安排各种礼仪,并为死者超度,即所谓的“做道场”。“吹手”则是乐器班子,他们既要配合道士们“做道场”,又要以悲伤的音调烘托出丧葬仪式的哀痛气氛。老人一去世,子女们就要请来道士,整个“做道场”的时间常常要几天几夜,一直持续到将老人安葬。由于道士和“吹手”都是以此谋生的“专业人员”,一场道场下来一般花费在千元以上,如果时间长的话,价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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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堂“做道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无论是传统的“风水”观念、抬丧习俗,还是丧葬仪式的复杂程序,每个细节都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些意义体现为宗族村庄约定俗成的规范和共识,它来自宗族—生命的超验性价值体系。无论如何,丧葬仪式秉承了村落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神圣性和超验性,在逝者与生者、逝者与祖先之间建构出严身所具有的神圣性和超验性,在逝者与生者、逝者与祖先之间建构出严肃的、神秘的关联,由此而衍生出的敬畏心理,使得村民能够遵循这一丧葬传统和村落规范,通过超验的、神秘的意义体验宗族村庄中的行动规范,以敬畏的心态来看待丧葬传统的意义以及由此构建出的人际关系,而不会在功利的层面上考虑问题。


二、火化政策在安远县的成功推行


从国家的政策设计上讲,推行火化是为了节约耕地,通过改变传统的土葬形式来节省耕地。这种政策在平原地区或许意义重大,但在土地稀缺的安远农村,传统的土葬习俗本来就不允许在耕地中下葬,村民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是在山场埋葬。当国家的政策一刀切之后,火葬在安远县也通过强力的手段推行开来了。


政府为了推行火化政策,在之前就开始酝酿并有所计划。2006年当地推行火化政策,但在之前的2004~2005年,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拆除旧房子、空心房。安远农民习惯在自己去世之前很早就将棺木提前准备好,并且风俗是棺材准备好之后就不能再动,棺材移动会非常不吉利,人没死就千万不能动棺材。而这些棺材一般都放在老房子的楼上,在拆除空心房的时候,当地政府就干脆将棺材一并销毁,这可以为推行火化政策铺平道路。既然房子都要拆除了,棺材又不能动,动了不吉利,很多人索性将棺材一并销毁掉了。没有了棺材,火化的推行就顺利多了。车头镇的村干部叶明义讲:


“我们这里有一个习俗,人到老年时就提前把棺材买回家放着,棺材一般放在二楼或空房里,不能动,也不能借给别人用,否则很不吉利。新农村建设时要拆空心房,乡干部和村干部就到老人家里动员,干脆拆房时一起毁掉。为了执行火化政策,县里把所有的棺材厂都关闭了,你现在想买棺材都没地方买,只能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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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国家政策角度讲,节省耕地的本意在安远农村本来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山区土葬并没有实际占用多少土地。但国家的强力形象使得火化很顺利就推行下去了。殡葬改革有一系列配套措施,先要将死者拉到县里的火化场去火化,然后用骨灰盒盛殓。在医院去世的老人,通过医院直接进入火化场;而若村里老人死在家里,打电话后殡仪馆就有灵车来拉走,非常方便。国家配套的措施很便利,为村民省了事,因此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理解,现在的丧葬中村民就很自觉地打电话叫车来拉走。即使有人想土葬,本地也没有棺材,因为安远县为推行殡葬改革,早在之前就加大力度关闭了全县所有的棺材市场,并禁止从外地进购棺材。没有了棺材市场,火化就成了唯一选择。


安远县火化政策的成功推行其实只是例外。在我们调研的大多数地区,火化政策的推行都不成功。以河南周口为例,2004年当地开始推行火化。一开始大家都反对,心理上接受不了,对火化十分恐惧。因此,周口市强制推行火葬政策不久,当地农民即以偷埋相应对。有人去世后,亲人首要考虑的是怎么样不声张出去,为了尽快偷偷埋掉遗体,不办丧事,连哭都不敢哭,不通知亲友邻里(至亲除外)。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往往是死的当天就下葬,有时甚至“人还没变凉就埋了”。遗体被埋在自家地里,并且还要埋得技术高超、不易为人所察觉,不能留下什么痕迹,留坟头更是不可能,以免被人举报或者被搜查出来。这样一来,往往人已去世几个月了,本村村民都不知道。


三 火化政策成功推行的村庄原因


自上而下的火化政策在不同的农村地区实施所产生的后果如此不同,我们需要考察其背后的原因。至少有两个因素对政策的实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是基层政府对政策实施的态度;二是乡村社会本身的特性。在安远和周口农村地区,火化政策都得到了基层政府的大力贯彻,政策的传递是有效的。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农村地区本身的特性。安远农村是少有的火化政策能够成功推行的地区,其乡村社会的特性本身就构成了火化政策实践得以推行的关键要素:


1.客家的二次葬习俗缓和了火化政策的心理冲击


安远属于客家地区,有二次葬的传统。安远农村的二次葬,多是捡骨土葬,在亲人死后,将其尸体埋入土中,待其尸体腐烂后,把骨头依照从头到脚的顺序取出,擦净,再按从脚到头的顺序放入坛子中立式贮存,又重新埋葬。这种葬仪与移民文化有关,迁徙者可将先人遗骨带回故乡或新的居住地。客家人原本是中原汉人,为了躲避战乱背井离乡,他们期盼总有一天能回到家乡,让祖先落叶归根,所以有二次葬的传统。中原传统文化认为,安葬祖先骨殖的坟茔不能挖,否则是对不起祖宗,要遭受灾难。客家人在被迫南迁之时却敢于打破传统,表明客家人对祖先的依赖性已远远超过对掘祖坟的恐惧感。近年来,火葬政策普遍推行,人们一般在死者尸体焚化后,保留骨灰并择日选地,采用筑坟竖碑的方式,这与二次葬颇有类似之处。正是这种类似之处,从心理上减轻了安远农村反对火化政策的动力。


2.火化政策消除了传统丧葬方式“不卫生”的弊端


从仪式看来,当地传统上很相信“风水”,“风水”不仅表现为对空间的选择,而且表现为对时间的特殊偏好。“风水”与“吉日”的选择,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前程与兴衰,为了等到这个“吉日”,村民不得不把老人的尸体停放在祠堂中“翘首以盼”。据村民回忆,在推行火化政策之前,许多老人的尸体往往因为停放的日子过长而在入葬之前已经腐烂、发臭,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难闻的气味让老人的儿女和祠堂附近的村民苦不堪言。而很多人觉得火化政策好,就是因为火化比较卫生,他们也认为这正是村民乐意接受火化政策的原因。


3.火化政策消除了传统丧葬仪式的“烦琐”弊端


在打工经济及市场深化的背景下,无论主家还是村民都没有精力在丧葬上耗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但又只能在传统仪式下忍受烦琐和累赘。在传统习俗的文化惯性之下,村庄本身并不能产生内生性的变革力量。因此,国家火化政策的推行恰恰就成为来自外部的变革性动力,使得村庄可以对传统丧葬习俗的“负功能”进行扬弃。


总而言之,火化政策得以成功推行,重要原因在于,安远的农民早就对传统的丧葬仪式心生不满。那些仪式和规矩早就在村民心中遭受质疑,只等合适时机来就会被抛弃。由于文化的惯性和村庄中的舆论压力,这些规矩的抛弃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往往需要外来力量的配合。村民无法忍受祠堂中因为等日子而发臭的尸体,以及连续几天几夜不停歇的“做道场”,因为他们要为此耗费太多的精力和财力。由于对这些老规矩的执行依靠的是一种外在的压力,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服从,每一个村民事实上都有打破这种老规矩的冲动,但他们又不愿意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火化政策正是在村民的这种心态下进入村庄的,村民为自己不遵守传统的“选日子”以及做道场等习俗的行为终于寻求到了一个强大的理由。在让村民困扰并且不知道何去何从的两难选择中,其中的一种选择因为国家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动员而占据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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