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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汉译中“God”翻译讨论的历史

程小娟    2019-08-26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圣经汉译中“God”翻译讨论的历史


在圣经汉译史上,“God”的翻译问题是最有名的一个难题,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Term Question”,中文通常译作“译名问题”、“译名之争”、“译名争论”等,其核心问题在于:在中文里,究竟应该采用“上帝”还是“神”来翻译基督教圣经中的“God”,也就是希伯来文中的“Elohim”,希腊文中的“Theos”,拉丁文中的“Deus”( 对这一问题的说明参见李炽昌《上帝的中国名字——圣经中上帝称谓的中文翻译》,纪念朱维之百年诞辰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天津,2005。该文后来发表于卢龙光、王立新主编的《圣经文学与文化:纪念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作为一种宗教,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属于自己的神,基督教传播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宣扬它那一位独特的God,让人认识他,继而认识他的道,最终引人皈依。在传教士向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度宣讲他们的God时,为God找一个合适的当地名字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人们要通过这一名字来认识God,稍有不当,就有可能产生误解,甚至使传教士一切的宣讲都成为对God的背离,如同谢和耐所言,“语言本身就可以改变基督的使命,赋予他一些不同的汉文发音并使之与其本意根本不相容”( 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75页)。信仰的神圣性和纯洁性要求一个排除杂质的名字,传教的需要又要求这个名字便于当地人理解和接受,而本土的语言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文化色彩和联想,这就使命名的问题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困扰,变得异常复杂,必须小心从事。


其实,这个问题在基督教传教史上并不少见,从希伯来文到希腊文,到拉丁文,到英文,到无数的其他语种,甚至是使用人数极少的部落语言,都会遇到这一问题。然而唯独在中国,这一问题的争论最为激烈持久,它从天主教传入中国不久就开始浮现,后来成为著名的礼仪之争的核心内容之一,新教入华后也一直备受困扰,如此时断时续,争论了三四百年,至今仍未完全解决。


第一节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译名之争


中国的译名争论最早发生在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之间。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是用“天”、“上帝”,还是用“天主”来翻译“Deus”(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5页)。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从1583年起就用“天主”作为Deus一词的汉译词(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40页),但也感觉到这个译词的缺陷和潜在的危险。出于相同的担忧,利玛窦也在不断考虑译词的问题,据考证,他在1593年前后决定以“上帝”一词来译“Deus”。在1603年首次刊印的《天主实义》中,他试图以“上帝”一词来指称“Deus”( 戚印平:《“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载卓新平、伯玲、魏克利编《信仰之间的重要相遇》,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第81~82页)。也是在这一年,澳门会议批准了利玛窦将“上帝”作为“天主”同义词使用的做法(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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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先对这些词的使用表示疑虑的是日本的耶稣会士。沙勿略1549年进入日本传教时曾经犯过致命的错误,就是将“Deus”翻译成了佛教真言宗的主神“大日如来”,以至于他被僧侣们引为同道。发现这一错误之后,沙勿略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决定,即所谓的“音译原则” 戚印平:《“Deus”的汉语译词以及相关问题的考察》,载卓新平、伯玲、魏克利编《信仰之间的重要相遇》,第74~76页)。正是这一经历,使日本的耶稣会士变得非常小心谨慎,因而,当他们得知中国神父们违背他们认可的“音译原则”,将“Deus”译成“天主”或“上帝”时,一些人认定中国的神父们犯了错误,并提出他们的反对意见。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中,龙华民熊三拔也对“上帝”这一译词产生了疑虑。1610年利玛窦去世,对“Deus”中文译名的质疑逐渐浮现出来。


此后龙华民、熊三拔等人继续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但王丰肃、庞迪我及其他耶稣会士则支持利玛窦的做法,双方各自著文陈述自己的观点,分歧难以解决。在龙华民的坚持下,1628年1月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决定折中双方的方案,废除利玛窦时期使用的“天”和“上帝”,但也不采用音译,而是保留“天主”的译名。但会议的决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正如方济会士利安当后来所说,一些耶稣会士神父们“借口利玛窦的观点未受批判而重新使用了‘上帝’一词”( 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第50页)。


17世纪30年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会士到达福建,译名之争也随着礼仪之争扩展成修会之间的争执,17世纪80年代奥斯定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更使争执白热化。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阎当颁布禁令,令其管辖的福建教区信徒只能以“天主”称“Deus”,不得使用“陡斯”、“天”及“上帝”。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秘密签署支持阎当的谕令,并派铎罗为特使赴中国颁布此项谕令,于1707年在中国公布,称为“南京教令”。这一禁令在1715年和1742年被两任教皇重申,后一次教皇通谕更禁止再讨论中国礼仪问题。天主教的译名问题最终以这种形式得到解决,固定为用“天主”翻译“Deus”( 这部分内容参考了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第一章;孙尚扬、钟鸣旦《一八四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第十章;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余三乐、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十七章)。


天主教早期在华的这场译名之争虽然由于外在权威的断然干涉和其他礼仪之争内容的吸引,没有充分展开,但它提出的问题和论证,尤其是对“上帝”和“天”的基本看法和争执已经触及译名之争最困难的问题,在后来新教传教士之间的争论中,依然是关注的焦点之一。


第二节

新教早期的译名争论


1807年9月8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几经辗转和数月的海上颠簸,终于到达中国的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掀开了新教来华传教史的第一页。马礼逊到达广州后隐匿在美国商馆中,非法居留下来,并开始学习汉语。1808年他按照伦敦会的指示开始翻译圣经,1813年完成了《新约全书》,1814年开始翻译《旧约》。其间另一位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也加入这项工作,1819年11月25日译完全部《旧约》,1823年装订成21卷在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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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Morrison(1782-1834)(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在马礼逊译本出版之前的1822年,浸信会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和助手拉撒(John Lassar)在赛兰坡已经完成另一个中文圣经译本。这两个译本都参考了同一个译本,就是大英博物馆藏的天主教传教士巴设(Jean Basset)的译稿,二者都采用了“神”这个中文词来翻译“God”。但马礼逊本人并不固执于“God”的唯一译名,他的著述中也用“真神”、“真活神”、“神主”、“神天”、“主”、“上主”、“上天”和“天地之大主”等来指“God”。关于“God”的翻译,马礼逊曾经表示:“最佳的方法是让这个字(‘神’)继续被采用,直到教士可以找到另一个基督徒广泛接受的固定用法为止,正如希腊文的‘Theos’、拉丁文的‘Deus’……一样(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57页)。他的助手米怜则在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反对“神”一词,改用“上帝”。马礼逊译本虽超越马士曼的译本,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但这并不能长久掩盖译本本身的缺陷,其中“God”译名的不统一也成为遭人诟病的缺陷,致使传教士中修订或重译圣经的呼声越来越高。实际上,马礼逊自己对他的译本也并不满意,但生前过于繁忙,没能实现修订之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儿子马儒翰(John Mo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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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遗诏圣书》(图片来源于网络)


1835年,马儒翰和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向“英国与海外圣经会”递交了一份修订计划,提出要修订出一个比马礼逊译本“更符合中国语言习惯的”圣经译本。同年,麦都思、马儒翰、德国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和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等四人组成一个修订小组,由麦都思主持,年底就完成了一个新的《新约》译本。1836年,他们开始在新加坡分批刻印此译本。次年又在巴达维亚出版合订本,名为《新遗诏圣书》。1836年,上述四人又着手修订《旧约》译本。1838年,由郭士立主持的《旧约》修订、出版工作完成,名为《旧遗诏圣书》,主要用“上帝”翻译“God”。这个译本后来被太平天国采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在传教士中,它像马礼逊译本一样存在争议。传教士们认为“无论是新译本还是旧译本都不太符合(汉语)语言习惯。于是,一种不断增长的、几乎所有传教士都有的、追求更好译本的强烈愿望就出现了”(E.C.Bridgman,“Man and Things in Shanghai”,Chinese Repository18,p.387。转引自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08页)。


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以麦都思为首的伦敦会传教士召集来华新教传教士到香港开会,讨论联合重译圣经之事。这次会议的目标是翻译一个新的具有权威性的通行译本,以取代旧有的圣经版本,由于传教士历来对“Baptism”、“deity”、 “Scripture”三个核心用词译法不一,会议决议成立三个小组分别加以研究和讨论。结果其他两个词的翻译都达成一致,由麦都思和理雅各主持的“deity”一词的讨论却产生了更大的分歧。麦都思极力主张用“上帝”,理雅各则坚持用“神”,彼此相持不下。由于问题涉及传教士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理解,而就当时传教士所能达到的认识程度而言,都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来作出决断,与会者决定将问题留待日后由是次会议成立的中央委员会审议。此后,许多传教士便开始致力于“God”翻译问题的研究,部分传教士则撰文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讨论,支持“神”与支持“上帝”的双方针锋相对,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试图说服对方。


第二次译经会议于1847年6月22日在麦都思上海的家中举行。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会议的重任实际上落在麦都思、文惠廉、约翰施敦力和克陛存(Michael Culbertson)身上,尤其是麦都思和文惠廉负担更多。会议期间,再次遭遇“God”的翻译问题。委员们大抵一致同意没有任何一个中文用词可以准确表达“God”的意思,但在哪一个译名较为合适的问题上,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最后分裂成两派:麦都思、约翰施敦力等为“上帝”派,文惠廉、裨治文、娄理华、克陛存等为“神”派。双方运用各自的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和中文的知识进行讨论,并将讨论延伸到对神学和中国几千年文化和宗教的理解方面去。修订圣经的工作因此从7月5日延至11月22日,委员会希望各个委员能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集中处理相关的争论,求得最后的解决。及至11月22日,讨论并未得到协调,于是决定投票解决。有意思的是投票的四个人中,“上帝”和“神”二词各有两人赞成,不分高下(卫三畏在1850年7月20日致W.F.威廉斯牧师的信中提到当时的情况时说:“60个在华传教士当中,赞成用‘上帝’的有16个。不过不巧的是,在我们这里的4个人当中,正好是两人赞成用‘上帝’,两人赞成用“神”。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造成了一些传教士之间的疏远和冷漠,影响了正常的工作。非常巧的是,赞成用‘上帝’的英国人都属于伦敦传道会,而赞成用‘神’的美国人则都是美部会的成员。在宁波和福州,‘神’这一名称的使用率要高一些;在厦门,传教士们布道时则都用‘上帝’来指称‘GOD’;而在广州和上海,当地人正对这两个名词的区别满腹疑问。我认为,如果汉语有单复数之分的话,那么‘神’这种译法就能被广泛接受了。但实际情况是,‘神’这个名词本身包含了复数意义,这有悖于我们传播的一神论。而‘上帝’又是中国本土神话中一位神的名称,那么很可能在我们自以为正在传播真理的时候却助长了一种盲目的偶像崇拜。我个人认为,‘真神’的名称也许能帮助中国人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信仰,而‘圣灵’这个词也许更贴近我们的本意。”这封信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到出现这一结果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参见卫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钧、江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01页)。


委员会无力解决这个难题,就将它推给英国和美国圣经公会,由他们来决定。在等待两家圣经公会的决定期间,部分传教士又提出其他解决办法,希望能打破僵局,比如,音译的方法,另选其他用词,将“God”和“gods”分开用不同的词翻译,或者用“神”一词,而在译本卷首加上解释说明等。但这些方法均未得到中央委员会和两家圣经公会的采纳。最后,两家圣经公会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英国圣经公会主张用“上帝”,美国圣经公会则赞成用“神”。为了避免分裂,也为了不影响出版进度,委员会最后决定在出版的圣经中留下空格,让传教士自由填进自己支持的用词(H.Rosin,The Lord is God,The Translation of the Divine Names and the Missionary Calling of the Church(Amsterdam:Nederlandsch Bijbelgenootschap,1956),p.190。转引自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〇七年至一八七七年)》,第69页)。


第三节

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前后的译名讨论


从《教务杂志》透出的信息可以看到,译名讨论的复苏正是在1877年第一届全体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前夕。较早涉及这一话题的是白汉理(H.Blodget)在1875年1~2月“传教士消息”(Missionary News)栏目发表的一封公开信(H.Blodget,“Missionary News”,The Chinese Recorder6(1875):72。本书所涉及的《教务杂志》中文章的内容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笔者自己翻译)。关于译名问题,其中提到,传教士继续对此保持沉默是不足取的,但是进行讨论也完全无益,只是徒增传教士间已有的分歧而已。在过去的讨论中,有的传教士希望把译名确定为“上帝”,但其他传教士却坚定地相信,用“上帝”这个词是在基督教最重要原则上的妥协。这些分歧不止存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差会的传教士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国家和同一差会的传教士之间,存在于诚挚的和有良心的基督徒之间。……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时间更广泛的工作经验。天主教用了过百年的时间才统一译名为“天主”,新教也应该有耐心(Blodget,“Missionary News”,75.)。


正如白汉理所意识到的,这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近20年来大家尽量不去碰它但又绕不开的问题,因为传教士每天的传道和祈祷都不能避免这个问题。紧接着的一期《教务杂志》中刊登的包约翰(J.S.Burdon)的通信就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应当让传教士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以促进传教士在译名问题上彼此宽容(J.S.Burdon,“Correspondence”,The Chinese Recorder6(1875):149-150.)。1875年11~12月的《教务杂志》发表文章报告说,“鉴于许多人对该问题抱有的热情期望”,传教士大会筹备委员会对“God”和“Spirit”的翻译问题作出决议,认为应该将这一问题提交到大会上去,不能如少数人所期望的,在沉默中绕过这一问题。《教务杂志》除少数几期外,差不多每一期都有相关的讨论,直至1878年初。传教士大会(1877年5月10~24日)之后过了半年,《教务杂志》在1878年1~2月份的一期中发表了一个停止讨论的声明,声明称:遵从绝大部分订户的意愿,本期停止刊出译名问题的讨论文章。译名讨论的停止是一种编辑行为,而不是问题自身发展的结果。既然译名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真正停止的程度,再次浮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第四节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前后的译名讨论


1890年2月《教务杂志》刊出的杜步西(Hampden C.Dubose)的通信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传教士大会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一致通过一个解决方案:推荐在以后的10年中,在出版的圣经和基督教书籍中用“上主”翻译“God”。因为最近出版的白汉理和包约翰的《新约》译本以及其他的书籍都在用这个译名。杜步西还提出了“Spirit”翻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当前传教士一派用“神”翻译“God”,另一派用“神”翻译“Spirit”,造成了中国教会思想的混乱,传教士需要解决这个问题(Hampden C.Dubose,“Can the‘Term Question’be Settled?”,The Chinese Recorder21(1890):88-89.)。3月,《教务杂志》刊出一篇题为“给大会的一个建议”的文章,提出传教士大会应该注意着力解决的问题,其中第一个建议就是关于“God”译名统一的问题。作者谈道,当前有五种常用的词:“天主”、“上帝”、“神”、“真神”、“老天爷”。分析这几种用法,各有利弊。作者称自己可以接受大会确定的任何译名,关键是要统一,因为译名的不同使中国人本来就不清晰的God观念更加迷惑不清(A Young Missionary,“A Suggestion for the Conference”,The Chinese Recorder21(1890):119.)。


在1890年5月的传教士大会上,译名问题并没有成为传教士关注的焦点。虽然经历了激烈的争论,但最后大会还是赞同要有合一的圣经(除苏格兰圣经公会外),在译名和语体这两个过去争论比较大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一致意见。从会议决议中看到,关于译名,决议同意各圣经公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选择,出版不同的版本,传教士有选用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圣经译本的注释成为是次会议争论最多的问题。许多传教士意识到翻译的限度,即无法靠翻译一次性地正确传达圣经观念,因此,非常有必要在译本中加入注释和解释性材料(见《1890年新教全体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中的决议及关于圣经翻译和分发的相关讨论。Recorder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在此后的数年中,传教士都在不断努力,争取出版带有注释的圣经译本。由此可以看出,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和实际传教工作的经验,传教士对语言和翻译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意识到在语言和翻译无法满足忠实于原文这一原则的情况下,解释是一个有效的弥补途径,这种解释既可以通过传教士当面的教导,也可以通过基督教出版物,且圣经译本本身的解释性材料也是必要的。这一观念的引入对译名问题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不再执着于一次性翻译的效果,采用不同译名的传教士将会增加互相容忍和接纳的理据和空间。


1919年之后,《教务杂志》上就很少看到译名问题的讨论文章了。而传教士的最后一个汉语圣经译本《官话和合本》一直出版两个版本,“上帝”版和“神”版,“Holy Spirit”则翻译成“圣灵”,这也许可以看做新教传教士对译名问题的最后解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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