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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国民性探索——俄苏文学与萧红的审美取向

金钢    2019-08-19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寂寞的国民性探索


——俄苏文学与萧红的审美取向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旋律中,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以至于一向对萧红关爱有加的茅盾会有这样的批评:“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据此,他进一步批评萧红“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他责备萧红“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茅盾:《呼兰河传·序》,《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705~706页),并深深为她这无边的“苦闷而寂寞”的暗影而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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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生死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大天地”和“私生活”面前,萧红更看重“私生活”。在《生死场》中部分地描写了农工斗争之后,萧红的创作就转向了对故土的回忆和对乡民灵魂的省察。而寻求民族的出路,探索、自省民族灵魂,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思想特征。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在这一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只不过同是做灵魂的探索,他们在角度上却各不相同。张华曾指出:“正是在这种不同之中显示出杰出的文学家各自独特的美学特征。果戈理带着泪痕的悲色,屠格涅夫却是温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热到发冷后的残酷,契诃夫则有略带忧郁的冷静。19世纪俄国文学中这种民族的自省精神,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张华:《外国文学与萧红的审美观照》,《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547页)。”当时中国的作家面对民族危亡,同样具有“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意识。就挖掘人的灵魂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深刻的,因而也影响了许多中国作家并赢得了众人的学习和模仿,不过陀氏那种癫痫病人似的拷问灵魂的冷酷,对于温和的萧红来说是不适合的,相比之下,萧红的创作在视角上明显受到契诃夫的影响,笔调上却更多地带有屠格涅夫式的温和,其作品带有鲜明的主观倾向且呈现出温婉凄清的写实。


萧红身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危难中国,她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安危、社会盛衰都是紧密相关的。在她的创作初期,她也曾尝试关注社会问题和下层劳动人民的命运,高扬时代感和社会批判精神,不过萧红敏感而纤细的个人气质加上社会接触面有限,决定了她并不适宜谱写那种恢宏壮阔的社会斗争。因此,萧红的早期作品在对生活的把握上比较浮泛、缺乏深度,人物形象单薄,甚至不真实。例如《夜风》中那个革命者形象就是苍白的、概念化的。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在《生死场》的前半部中,萧红就开始描写她熟悉的农人们,反映这些平凡的愚夫愚妇们的生活小事。《商市街》、《家族以外的人》、《手》等,都是取自她自己或身边人们的生活,她写起这些题材来,得心应手,虽然涉及的生活面很窄,但写的是熟悉的生活,因而写起来游刃有余,使作品形象生动,情感灌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后花园》等作品的完成,则标志着萧红独立艺术个性的最后完成。她坚定地站在个人生活积蓄的立场上,一任个人情感的迸发而不为时代风云所左右。这种创作角度的选择显然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契诃夫对生活做审美观照时十分注重细小的事物,他认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东西,往往是通过微小的不易察觉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契诃夫痛恨庸俗,“一般来说,我是热爱生活的,但我们的生活,县城的、俄国的庸俗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我从心底里瞧不起它”(〔俄〕卡普斯金:《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第723页)。他的多数作品都是描写小市民世界的日常生活,揭露琐事的可怕势力和庸俗习气对生活的窒息。如契诃夫一样,萧红的创作表现了她对庸俗琐事的痛恨和对“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深深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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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呼兰河传》(图片来源于网络)


《呼兰河传》中的一切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民族危亡和时局动荡在这里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呼兰河畔的人们继续进行着自己卑琐平凡的生活:“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地过着。”“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了就长大了,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了,哭一场,“埋了之后,活着的仍旧过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在这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这是比“生死场”更可怕的荒原世界,因为前者尚有动物性的生存,这里却什么都没有,只有麻木和冰冷。这无疑是悲剧,然而呼兰河人却并不以此为悲剧,他们不辞辛劳,不畏严寒,半夜偷听自由结合的冯歪嘴子夫妻说话,以便第二天到处散布流言,为庸俗市井增添谈资;他们眼睛发亮充满着好奇心地聚集,眼望着小团圆媳妇被活活折磨致死……在《呼兰河传》中,生死的意义已经被人们漠然地逐出视野,生活中只剩下庸俗的趣味和对一切的木然无谓,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71页)。正是透过这些几乎无事的悲剧,萧红展示了“哀莫大于心死”的现实,反映出深沉的社会历史思索和深刻的批判力。以呼兰河为载体,萧红为这种悲剧的国民性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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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马伯乐》(图片来源于网络)


萧红的另一部重要长篇《马伯乐》看来很像是逸出她整个小说系统的旁枝。她一贯悲郁的笔调换为轻松、尖刻;以悠远古寂的故乡为背景的艺术画面隐去,而代之以流亡于各大城市间的颇有现代绅士气的人物形象。马伯乐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很独特的人物形象,他出身于青岛的一个有钱并且信洋教的家庭里,家里读《圣经》,守圣礼,讲夹生半熟的外国话。“伯乐”就是圣徒“保罗”的意思,但又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的相马者。马伯乐像一个夹缝中的人,对现代文明消化不良,又难以摆脱传统文化深入骨髓的影响,双重的挤压造成了他畸形的病态性格。他狡猾自私又卑琐胆怯,富于幻想又懦弱无能,妄自尊大又自轻自贱……这同样是一个套着枷锁的灵魂。在《马伯乐》中,萧红写的是战时的生活,描写了一个漫长的逃难之旅,其中所写的人物和场景也可以说是萧红自己逃难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马伯乐的自私自利其实是战时民众的一种心理真相,这种只求自保的精神状态,在逃难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制造着自相残杀的惨剧。萧红用冷峻的反讽描写人们冲过淞江桥的情形,我们民族自身的劣根性暴露无遗:“那哭声和喊声是震天震地的,似乎那些人们都来到了生死关头。能抢的抢,不能抢的落后。强壮如疯牛疯马者,天生就应该跑在前边。老弱妇女,自然就应该挤掉江去。”“他们这些弱者,自己走得太慢那倒没有关系,而最主要的是横住了那些健康的,使优秀的不能如风似箭向前进,怎么办?”“于是强壮的男人如风似箭地挤过去了;老弱的或者是孩子,毫无抵抗之力,被稀里哗啦地挤掉江里去了(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533页)。”


萧红描写战时民众的这种真相,其实也向主流文学叙事中高扬的民族士气表示了她的质疑。她写的是在当时的作品中备受排斥的,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难民们自私又不知耻,无赖还振振有词,自欺欺人且健忘。而且,萧红对当时那些高喊抗日口号的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似乎也十分怀疑。例如,像马伯乐这样的人就是激烈地主张暴露黑暗的,更是拥护抗战文学的,他照着一本外国书写作,“总之他把外国人都改成中国人之后,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作者一箭双雕地写道:“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406页)?” 当时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一层人,并不都是鲁迅式的清醒者,其中大量是脱胎于都市的无业游民、文化游民式的人物。现代思想、观念于他们是容易脱换的衣装,随时升降的大旗。在关键时刻,既不是思想要紧,也不是人格要紧,而是饭碗要紧和保命要紧,这种无以自立的生存处境产生的马伯乐性格,是这部略带喜剧色彩的小说中令人不安和需要深思的悲剧因素。


萧红的这种创作角度的选择在当时是特立独行的,因而也是寂寞的,对此,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有尖锐的评述。他把萧红与当日文坛有影响的作家做了比较后指出“她与这些人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当时那些一般作家主要作品中的题材和所要传达的政治信息——如爱国式,共产式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识——是萧红作品中所缺乏的。萧红以她独具的艺术才华,加上她个人对世事的感应已产生了不朽的篇章”。萧红的作品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性质,“因此萧红的作品要比她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更富人情味。且更引人入胜”。葛浩文认为这种时空的距离感造成的“亲和力”,能使其对与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动荡现实缺乏情感牵萦的人更具吸引力。当时那些满足于号召与宣传的作品由于具备了萧红所缺乏的“时间界限”,很快地变成了“明日黄花”,相反,“萧红的作品却能与时俱进,流传不朽(〔美〕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185页)。” 萧红选择了她个人生活中的积蓄来进行描写,不受时代观点所羁绊,自由抒写,任性而为,甚至把小说写成了散文诗一样的文字,但正是这被许多人认为是明显的缺憾之处成就了萧红这样一位现代东北文学中“奇迹”一般的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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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1911-1942)(图片来源于网络)


萧红的创作在视角选择上受到契诃夫的影响,不过她的创作是动情的,叙述中带有浓厚的主观情感,而不像契诃夫那样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冷静、客观。她更能接受和理解屠格涅夫那种探索灵魂的方式,早在中学时代,她就酷爱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白净草原》等。在萧红极少的文学评论文字中,有一段对屠格涅夫的评价,针对当时有的人认为“屠格涅夫好是好,但生命力不强”的观点,萧红认为“屠格涅夫是合理的、幽美的、宁静的、正路的,他是从灵魂而后走到本能的作家(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1087页)。”


她欣赏屠格涅夫作品中流露出来的诗意和他在展示灵魂时倾注的强烈的情感。虽然萧红的创作中没有屠格涅夫的贵族气质,但却蕴含着屠格涅夫式的浓浓温情。她在揭示故土乡民的病态灵魂的同时,对他们也寄予了温情的怀念。在《呼兰河传》的尾声里她倾诉着这样的思念:“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都不知怎么样了。”“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他们充满了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 萧红非常同情这一群被千百年来封建传统势力所控制的善男信女,虽然他们也制造了悲剧,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帮凶,直接或间接地置小团圆媳妇与王大姑娘于死地,但他们同时又是更大悲剧的主角。他们本质上是善良而又勤恳的,他们有极强的生命力,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扭曲了他们的正常人性,使他们从肉体到精神都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而且至死不悟、麻木不仁。可以看出,在萧红对故土乡民的抒写中,既带着深深的忧郁和遗憾,又饱含着怜悯和同情。


从萧红创作中的自然环境描写方面,也可以看出她对屠格涅夫的学习和借鉴。在外国作家里屠格涅夫描写自然的功力是人们公认的。打开《猎人笔记》,读者就像被引进了自然风景画中,可以自由呼吸大自然的气息。如果你“在树林里仰身躺下和向上望着”,会看见“树木不是从地面上升起来,倒仿佛是很大的植物的根掉下来,垂直地落到那些像玻璃般明亮的波浪上;树上的叶片,时而像绿宝石那样透亮,时而又变成金黄色,变得几乎是墨绿色”(〔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燕山出版社,1999,第152页)。这样精美的文笔真是令人叹服,而这种精细的感觉和描写,在萧红的作品中也很多。萧红描写的“我”家那个后花园是那么富于生气,“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他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758页)。这种美妙的风景描写,为萧红的作品带来了迷人的色彩和浓郁的抒情气息。


另外,萧红也如屠格涅夫一样善于以乐景写哀。屠格涅夫非常善于用人景反衬的写法。《猎人笔记》中有许多地方农民非人的生活同大自然的美景成为鲜明的对比。萧红也有相似的写法,自然的生机勃勃与人们生活的压抑、苦闷形成了反衬。父亲掌管的大屋是狭窄的,而“我”和祖父活动的后花园是广阔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761页)。萧红将对故土乡民命运的深深忧虑寄寓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散文《春意挂上了树梢》中春意浮动的街道上却传来叫花子的乞讨声,大地虽回春,人生却仍凄寒。《小城三月》以春景开头,这是充满了生机、让人快乐的北国之春:“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象地衣那样绿,透出在这里,那里。郊原上的草,是必须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能钻出地面的,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的钻出了土皮(萧红:《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676页)。”春天里,小草发芽了,姑娘心中的爱情也破土而出。小说同样以春景结束,“翠姨坟头的草粒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景色依然很美,但读者的心头却是沉重的。春天是美好而短暂的,这就象征着翠姨内心那美好而短暂的爱情。“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这也象征着翠姨短暂的生命。


寂寞孤单的童年造成了萧红敏锐的感受力,人生路途的坎坷磨难赋予了她洞察世事的深刻思想,美丽壮阔的东北大平原又培育了萧红自然温婉的灵性。总之,萧红本是灵秀性情的女子,又不同程度地受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苏文学大师的影响,她的文学创作与俄苏作家作品既有种种相通相似,又有着强烈的主体色彩和鲜明的个性风格。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在漂泊动荡的生活中,萧红始终眷恋着故乡,并从童年故乡的生活中提取素材,深入细致地表现家乡的生存常态,这使她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地域乡土气息,她所描绘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都凝结着作者自己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思考,因此,萧红的作品是如此童真,如此灵秀,如此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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