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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日本文坛对鲁迅的接受

靳丛林 李明晖    2019-08-12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历史转折中日本文坛对鲁迅的接受


1928年起,伴随着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之间相互交流的日益频繁、影响的日趋加深、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兴起,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离开了鲁迅,也许很难理解中国的新兴文学。鲁迅作为“文坛泰斗”,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袖”的地位,也逐渐传播,影响到日本,为日本文坛所首肯。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之前那段山雨欲来的岁月里,日本文坛对鲁迅的研究介绍,又一时形成一种大的趋势,翻译评价之多,是盛况空前的。及至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日本《大鲁迅全集》出版,可谓达到了巅峰。


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


鲁迅的作品,第一次由日本人翻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国内杂志上发表的是《故乡》。1927年10月,它被刊登在日本白桦派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杂志《大调和》上。这一期《大调和》是《亚洲文化研究号》,对于《故乡》的作者鲁迅,编者只是简要地介绍他是“民国第一流的短篇作家”,这似乎仅仅是从文学的角度给予评价的,其他方面则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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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故乡》片段(图片来源于网络)


1928年,中国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这场论争对于促进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在论争中也明显暴露出年轻的革命作家们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而这种思想表现,不能不说是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着渊源的关系。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是深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某些影响的,这已是学界公认的史实。但反过来,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影响很深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对于鲁迅的批评,又严重地影响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阵营和这个阵营之外的人士,使他们一开始就对鲁迅的评介存在严重的误读和错判。


1928年7月,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成员藤枝丈夫在《战旗》上发表《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11月在《国际文化》上发表《中国的左翼出版物》等文章。文章虽然热情地介绍了正在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但对鲁迅的介绍评价却出现了失误,如他在后一篇文章中说:“对于以《语丝》、《北新》月刊为基地,经常发表一些反革命谰言的鲁迅一派,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误,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中的某些人有“左”的倾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不能准确认识鲁迅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受到了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围攻鲁迅的影响,而把鲁迅看成是反对革命文学的作家。


同样的思想倾向,在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以外的人中间也存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研究中国问题佼佼者的铃江言一,1929年11月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其中有关文学革命的章节,对于鲁迅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失误。文章的大意是:能显示中国从五四运动兴起的文学革命思想倾向的,是鲁迅的《呐喊》。那时的革命思想主要是反封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势力。鲁迅当时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的作品多是描写贫民的生活,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其中没有任何的阶级立场。这时代文学史上称之为“阿Q时代”。1924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增,革命走向高潮,但鲁迅的作品却依然停留在感伤主义的阶段,不问经济的背景,只是从人类的一般弱点对封建社会加以攻击。所以,此时鲁迅一派作家的创作,已渐趋没落(参见铃江言一《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1929年11月满铁调查资料第109编。1953年9月改题为《中国解放斗争史》,由石崎书店出版)。


1932年9月,《满蒙》第13卷第9期上刊登了大高岩的文章《鲁迅再吟味》。文章说:“作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品,第一可以举出鲁迅的名字。《阿Q正传》、《呐喊》和《彷徨》是他的力作。在鲁迅等人的作品中,以辛辣的笔调鞭挞了老朽的封建的遗物。有名的《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正是这个阶级的废物。”“然而欧洲大战以后……新兴的知识分子妥协屈服于资本主义并国内的封建势力也不是例外之事。这样的社会形势,在文坛内部也有反映,胡适、周作人、鲁迅等逐渐官僚化了。”


但是,《满蒙》的另一作者对鲁迅则有不同的看法。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在《满蒙》第12卷第5期上发表《中国新兴文艺和鲁迅》,如标题所示,鲁迅已和新兴文艺挂上钩了。文章说:“作为文化国家的中国,作为哲学家的中国人,在东方在世界上都具有足以夸耀的广博的心灵的著作……所以它的文学形态能够出现多种多样也是理所当然。然而最具有可靠性并表现了现代人的还是鲁迅。”可以发现,原野昌一郎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这一评价,已经从创造社、太阳社否定鲁迅的理论框架中突破出来了。这种从民族风俗、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评价中国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态度,在日本也不失为理解中国新兴文学的一种类型。


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林守仁对鲁迅的评价。林守仁是山上正义的笔名,山上正义(1896~1938),日本鹿儿岛人。他是日本的进步人士。1926年以特派新闻记者的身份来中国访问时,在广州结识了鲁迅,此后开始与鲁迅交往。1929年又来上海,仍然与鲁迅保持着友好的往来。1928年他写了《谈鲁迅——北中国的白话文学运动》一文,发表在同年3月《新潮》第25卷第3期上。文中虽有一些看法不够妥当,但对鲁迅十分推崇,明确指出了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这是和一些左翼人士的看法不相同的。文章说:“陈独秀和胡适尽管提出了白话文学宣言,但前者忽即转入社会运动,后者则追逐当代的声誉,投进教育界,都走出文学圈子外边去了。之后,鲁迅却忠实地把它负担起来,勇敢而顽强地引导其潮流直至今日(山上正义:《谈鲁迅》,李芒译,《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第181页)。” 肯定了鲁迅在文学革命中的成绩和领袖作用。这种真知灼见,在当时的日本是极为可贵的,它会使日本左翼文艺阵营耳目为之一新,也会促使他们重新评价鲁迅。


1928年,上海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曾发表井上红梅译的《阿Q正传》,1929年11月又在日本文艺市场社出版的《奇谭》上重新发表,改题为《中国革命畸人传》。这是日本最早的《阿Q正传》的译本。《奇谭》杂志是昭和初年发刊的。在译文正文之前,却有如下的附白:“鲁迅氏《阿Q正传》,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品,引起欧美各国的轰动,并被译成好几国的文字;但我国好像还没有译本。这里愿借本志的篇幅,改题为《中国革命畸人传》全译成日文。作品取材于成为革命牺牲品的一个可怜的农民的生涯。作者以其深刻地观察和第一流的讽刺手法,表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状态。像这样的牺牲者,在他们那个国家现代的训政时期一定是很多的(丸山昇:《一个中国特派员》,中央公论新书,1976)。”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很不够的,而且译文的质量也很低。1932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收录了《呐喊》《彷徨》两书,并附有鲁迅年谱。鲁迅的作品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在日本出版是很值得重视的,尽管其所收作品不多,还谈不上什么全集。不过,由于井上红梅早期人品有问题,加上他的译文误译甚多,一直得不到鲁迅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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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第七卷  改造社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1年1月,《满蒙》第12卷第1期开始连载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这一年秋,继井上红梅、长江阳的译本之后,又有两种《阿Q正传》的新译本出版,译者为松浦圭三林守仁。林守仁在翻译《阿Q正传》的过程中得到过鲁迅的热情帮助,鲁迅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收有林译《阿Q正传》的《国际无产阶级丛书》中有尾崎秀实山上正义介绍鲁迅的文章。尾崎秀实是日本的革命作家,他曾作为特派记者到过上海,经史沫特莱介绍与鲁迅相识,十分友善,对鲁迅有较深的了解。他在这篇绪言中全面介绍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现状,谈到鲁迅,则评论说:“鲁迅不但是声名卓著的作家,而且自从他成为自由大同盟的领导之后,他的活动更值得钦佩。诚如大家所知道的,他是左联的泰斗,至今还在果敢地参加着战斗。”而山上正义的序言则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的唯一代表者,就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来说,今天也依然是当前文坛的泰斗”(林守仁:《关于鲁迅及其作品》,戈宝权译,《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第181页)。


总之,松浦圭三和山上正义的两种《阿Q正传》译本的出版以及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对鲁迅的评论文章,说明了日本左翼文学家和进步人士对鲁迅的评价有了转变。鲁迅作为革命作家,作为左翼文坛泰斗的地位,也已为日本文坛所承认。


佐藤春夫与鲁迅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文坛掀起的一股翻译鲁迅作品、评价鲁迅其人的热潮中,有一位日本文坛宿将佐藤春夫的译介工作显得格外引人注目。1932年1月,佐藤春夫翻译的鲁迅的小说《故乡》,在日本著名刊物《中央公论》上发表,并附有他写的《关于原作者小记》,介绍了鲁迅的简历,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佐藤的翻译,在日本是《故乡》的第二种译本。1932年7月,佐藤春夫译的《孤独者》在《中央公论》上发表;1933年3月,佐藤春夫编,改造社出版的《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中国专集》,辑录了《阿Q正传》和《幸福的家庭》;1935年6月,他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全集》(岩波书店),收小说、散文、杂文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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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春夫(1892~1964)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佐藤春夫(1892~1964)明治末年倾向于自然主义,曾师事生田长江,后又与堀口大学、与谢野夫妇等相交往,深受他们影响;倾慕森鸥外和永井荷风,先以充满古典情绪和唯美的浪漫主义诗歌为文坛所推崇。后转写小说,《田园的忧郁》《都会的忧郁》是其代表作品。由于表现得深切和新颖,并且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驱迫下人们精神上产生的倦怠之感,甚至被说成是近代小说的代表。


佐藤春夫翻译介绍鲁迅,在日本影响是很大的。这也决定了他在中日文学交流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他不仅介绍过鲁迅,还译介过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与许多中国作家如郁达夫等人有过交往,特别是因为他在大正、昭和文坛上声名赫赫,所以他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作家交往,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昇就曾认为:“由于已经确定了第一流作家地位的佐藤春夫,在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从此以后,鲁迅的名字,终于为日本文化界所知晓(丸山昇:《日本的鲁迅研究》,载靳丛林编译《东瀛文撷——20世纪中国文学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第31页)。”


佐藤春夫这篇评介鲁迅的文字(《关于原作者小记》),是日本继山上正义的《谈鲁迅》以来最重要的文章。他在该文中介绍了鲁迅的简历,谈到鲁迅由于作《中国小说史略》而成为被人推重的学者之后,说:

“他的作品中,的确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他从学者生涯蝉蜕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面诱掖指导建设新文学的运动,一面自身也从事新文学的创作……1921年终于有一代杰作《阿Q正传》问世。其他作品短篇中篇30种,都使他名闻天下。创作之外,也不怠慢日德俄等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完全尽到职责。他的成长,即使放在中华民国近代发展史上来看,也是非常伟大的。在今天,他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而且还因罗曼·罗兰的介绍而名噪法国。之后其作品有法德俄英及世界译本。鲁迅是世界的。”


这种对鲁迅文学地位的首肯,表明佐藤已经冲破了自身文学地位的囿见。但是,这样的看法,终究不过是认同中国文化界对鲁迅认识罢了。其实,外国人的鲁迅观,越是不同于我们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判断鲁迅,越是可能具有不同的启迪意义。诚如丸山昇所说:“我们这些日本人的中国文学研究,尽管对中国的理解上无法与中国人相比,但如果对中国读者有些作用的话,那就在于我们是通过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的日本人的眼光,用不同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学。至少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我想求得中国读者理解的是,在中国所想象不到的解释和一时难以接受的观点中,复杂地反映着生活在现代日本现实中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希望中国读者理解这一点也是同希望加深对日本的理解是相通的(丸山昇:《寄语〈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2辑,1987年9月)。”这是颇有见地的看法。其实,佐藤春夫对鲁迅的理解的重要性,不在于对中国某一看法的认同,而在于他在鲁迅作品中发现了某种被我们忽略了的东西,那就是鲁迅作品中“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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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桦版画《人生是蜉蝣》,1935(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6年10月19日晨,鲁迅逝世。佐藤春夫听到这一消息后,当天夜里便写了悼念鲁迅的文章:《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文章辞情切切,开篇便道:“我同鲁迅一面之识也没有。偶与这位世上不再容易出现的伟大的东洋文学家生于同一时代而终又永远失去了相会之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恨事,永生的恨事。”嗣后,他在文中又谈到了那个今天令我们极为感兴趣的问题:“《阿Q正传》总是中国风的作品,就是这一点使那个作品得到了成功;所以能魅住了本国的大众,能使国外的识者认为惊异的产物的,这秘密就在这一点上。而且我更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近代欧洲文学理解上决不落于人后的他,在另一方面,虽然总是中国风,然而在欧洲人看来却使他们的作品更易于理解,使人们了解,使人们惊叹中国民族性的深奥的缘故(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山海书店复印,1979)。” 这里谈到的“中国风”,也可以说是佐藤春夫在深刻感受和把握住了鲁迅作品中蕴含了“很深的传统意味”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种概括。实际上,它也正是启迪我们今天从文化历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审视鲁迅文学世界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一把钥匙。


欣慰的纪念


从鲁迅逝世的次日起,到1938年8月改造社《大鲁迅全集》七卷本出齐时,这期间日本报刊发表纪念、研究鲁迅的文章和翻译鲁迅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140篇。特别是《大鲁迅全集》的出版,虽说只是选集的性质,但仍要比中国《鲁迅全集》的出版早一年左右。日本各界的友好人士,以这样的实际工作寄托对鲁迅的哀思,真可谓一种欣慰的纪念。


对鲁迅的逝世,能有这么多的日本人士以如此大的规模来悼念,而且又是在那样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来悼念,可以说,在日本从来没有哪一个外国的伟大作家,能像鲁迅那样享有这样的生荣死哀。这一方面说明,鲁迅给予日本人民精神上的影响是无比深刻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日两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文化上的联系是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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