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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紫陶的诞生

马佳    2019-08-12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紫陶的诞生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经济萧条,青花瓷器产量减少,渐渐到了断续烧制之境地,建水碗窑村窑户陆续转为生产相对廉价的粗陶产品,兼烧制青釉器、白釉器、酱釉器,到清朝后期及民国时期又零星地兼烧细陶制品。依据留存至今的梅花纹陶烟斗上的年款:道光丁未年(1847),估计在清朝中后期已创制出细陶产品,具体时间尚不能确定。后因陶器泥料改进及坯体呈色,直接称其为“红陶”,20世纪70到90年代称其为“美术陶”,约进入2000年后,又称其为“紫陶”。建水紫陶风格的形成及定型与汉文化之传入及王朝在云南临安(建水)建立一系列学校并实行科举制度所引发的儒学教育之昌达,据此在当地社会中渐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文人士大夫阶层相关。文人士大夫及书法家、画家直接参与陶工匠人的陶器制作,创制了被称为“文人陶”的细陶制品,至此创生了建水陶的一个特殊种类——细陶/红陶/紫陶。文人的审美趣味、书画镌刻和陶工匠人制陶技艺间的互动促生了一种独特的陶器风格——集拉坯成型、书画、镌刻、填泥、磨光为一身。此工艺风格延续至今,成为建水紫陶制作的经典母题,更为重要的是,此风格之初形、定型及后续发展使“何为文化陶”的观念初步形成,且深深扎根于当地制陶人脑中,并付诸造物行为过程中,延续到今天。


细陶烟斗子的发明


清朝早期,因葬俗改变,战乱、经济萧条,青釉器、青瓷及青花瓷烧制减少,清中期窑户匠人为谋生又回归到以烧制粗陶为大宗产品,或许到清道光年间,应一些上层阶级吸食鸦片之需,开始制作细陶烟斗子(当地简光年间,应一些上层阶级吸食鸦片之需,开始制作细陶烟斗子(当地简称斗子),即一种置于烟杆、烟枪中上端,用来装烟膏泡子的陶泥烟具。一支烟枪由一根细空心圆柱烟杆(早期为竹制,后为铜制、铁制)、一个中间圆凹状的圆形陶锅及一个扁形或圆形烟嘴构成。细陶烟斗子其实就为组件之一的圆状陶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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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陶烟斗(图片来源于网络)


“细”字主要反映在制作工艺上,具体是泥料炼制、绘画刻填及磨光工艺。区别于粗陶产品制作,粗陶器物所需泥料取自当地白泥(碗窑村后山的),加上砂,按七泥三砂的比例混合搅拌踩踏揉捏而成,再经过手工拉坯成型,上釉料,入窑烧制,出窑即可。而制作细陶,泥料只用当地的白泥、黄泥、红泥,或黄白泥,经过晾干、敲碎、和浆、沉淀、取浆、再沉淀,反复炼洗后,制成泥料,再用纯细陶泥制成坯体,入窑烧制和出窑打磨。发展到清朝中后期,还在未干坯体上书法、绘画,而后刻花填泥,再入窑烧制,出窑后用鹅卵石打磨出亮光。经过这样一系列工艺制作出的细陶烟斗子,外表竟有铜铁之光泽,既有古朴的金石之味,又有书画艺术在其上,一度成为上层阶层吸食鸦片的高档器具与可以把玩鉴赏之物。


清朝民国时期中国云南社会经济侧影

——鸦片吸食与种植


紫陶烟斗工艺创生首先与当时云南鸦片(opium)吸食种植史紧密勾连,也可以这么说,紫陶烟斗子是这段历史的物证。鸦片在中国又被称为大烟、烟土、洋药、福寿膏、芙蓉膏,它是由罂粟科的鸦片罂粟这种植物未成熟果实内的乳汁提炼而成,常呈黑色膏状,内含咖啡因、海洛因等多种成分,有镇静、止痛、止咳、缓解疲劳的药效。明朝中后期,中国民众主要是将鸦片作为药物来食用,或者当作观赏作物,而非作为吸食的嗜好(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5~6页)。1492年哥伦布发现南美洲之后,将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吸食的烟草带回到欧洲,后又引种他地(菲律宾),1575年以后,那里所产烟草迅速成为赚钱的作物,吸食烟草这一人类嗜好传播开来,并风靡世界各地,到1620年,烟草已是不折不扣的全球性作物了。1600年左右,福建水手和商人把菲律宾烟草带进中国,不久吸烟草的热潮也在中国传开(〔美〕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薛绚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11页)。吸食器具,诸如烟杆、烟壶等随之产生,在这之后,吸食鸦片的烟枪烟斗在这类器具之基础上被发明制作出来。


明末,鸦片掺和烟丝吸食的方法被东南亚的民众发明出来,辗转(经过台湾后)传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被中国的部分官员和民众所接受。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就出现了用烟杆和黄泥制作的葫芦形烟锅(鸦片膏和烟丝放在其中)组合而成的烟具。清初,部分烟民又结合内地吸烟的特点加以改造,成为单独吸食鸦片烟膏的方法(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5~6页)(约1760年有了调制烟膏的方法,可以不混烟丝只吸鸦片)(〔美〕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薛绚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7页)——一种吸食者躺于卧榻上,用烟枪辅以烟灯、银签等烟具吸食鸦片的方式。由于吸食鸦片者渐增,该吸食方式渐渐形成一个较为模式化的方式,逐步推广开,遍及各地,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吸食鸦片的方法,云南亦如此。嘉庆年间成书的《青烟录》这样记载道:

近时乃有鸦片烟,与诸烟用法迥不类,亦自西洋来,岭南人多食之。其器用竹长如横吹而分,两头以铜装饰之,其中近上处凿有一孔,烟碗直插其上。碗用泥,大如指顶,而其中仅容米粒许,筒中用棕榈毛胆之,以防烟烬之突出。烟如膏,置于小银器中。食时用灯,宜洁净,或洋颇黎(玻璃?)或广锡为之,燃以清油,开灯于中,两旁各设枕席。食必二人,人据一枕,就灯上卧食之。食其量之半,易位再食,不然烟力偏,精神或有不到处也。又有小刃若刀锥者二三事,以为挑拨取烟之用。食毕进以果品,不用茶。盖此物急涩猛悍,能陡发人精气,效能顷刻,以其祛小病。故淫荡无识之辈信而宝之,不知服既久,真气亏耗,欲摆脱之不可,名曰上淫(按:瘾)(转引自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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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鸦片场景(图片来源于网络)


此已详细描述当时模式化吸食鸦片的器具及步骤。将浓稠的烟汁膏用银签挑起少许,置于烟灯上烘烤,烟膏干涸缩小,再蘸取烟膏,再烤,如此反复多次,直到银签上的烟膏变为一个外圆中空的小球,即俗称烟泡子,再将烟泡子置于烟枪中碗状烟斗子的圆形凹处。然后,将烟斗置于烟灯上烤烧,待烟泡子火化成烟后,将其吸入,这就是所谓的吸大烟/吹大烟/吹烟。卧床吞云吐雾的场景成为清朝至民国时期上层阶级家或大烟馆中颇具中国特色的“风景”,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片段:上至官僚士绅阶层,下到平民百姓,无不吸食鸦片。


到清朝道光年间,白银大量外流(用于购买鸦片),清政府官员及有志之士认识到了鸦片之危害“长此以往,十年后,国将无有用之财,无可用之兵”,于是向皇帝以递奏折等方式反映实情,并给予治理建议。道光十九年(1839),皇帝派林则徐到广东彻查鸦片事件。到广后,林则徐收缴并销毁鸦片,实施一系列“禁烟运动”。以此为导火线,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政府诉诸武力,清政府大败,于1842年8月与英国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五个通商口岸被迫开放,从此,中国成为半殖民地,鸦片又可以以合法身份输入中国。吸食鸦片之风遍及中国各地,尤以川、广、滇等地为甚。至民国,虽然屡有禁烟运动,但时张时弛,云南仍然是种植、吸食鸦片的大省之一,云土(云南所产大烟)遍布且闻名于全国各地。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罂粟已在云南大量种植,泛滥成灾。道光时因地方官员反映,有查禁之举,罂粟种植有所下降,产量有所降低,但终是流于表面。清咸丰年间,皇帝采用“寓禁于征”的方式弛禁鸦片,一种利用征收罂粟种植税来限定鸦片产量的方式。但是,适得其反,将罂粟的种植与鸦片出售合法化,实际上变相刺激了鸦片生产。由此,种植面积又不断扩大,产量增加,吸食人数也渐增。到光绪四年(1879),云南鸦片产量达到3500万~5600万两,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鸦片产量达12480万两,约占中国产量的13.34%,到清代末年,云南罂粟种植面积为30万亩到70万亩之间(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23、25页)。吸食者之多,为十人中就有五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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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田(图片来源于网络)


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开始禁烟,计划在10年内完全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此举如成功,英国将逐渐减少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至停止输入(清政府与英国达成一项协议,英国以每年减少10%的速率将鸦片外销量减少至彻底结束,但前提是中国也要以同样的速度消除国内鸦片的生产)。但对云南而言,收效甚微。光绪后期,云南当地官员有意降低鸦片税率,由1两降为0.6两,再加上重庆、蒙自被迫开阜与滇越铁路开通,云烟土大量外销,广东、江浙、上海、湖南、江西等地云土遍布。如此一来,又刺激了罂粟的种植及鸦片生产。从光绪年间起,云南的鸦片已基本占领国内市场,中国实现了“国土”取代“印土”。罂粟成为云南冬春最大的农作物,遍及所有农耕区。民国唐继尧上任期间,当距离中英种植鸦片协议的时间越来越近时,云南被选为接受“检验”的地区。当时,为了实现与英国达成的协议,云南省政府又组织了较为严厉的禁烟运动,但因云南财政收入减少,军耗过多、物价上涨、农民生活困难,哀鸿遍野,政府又不得不采用“弛禁”,云南东部、东北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及中部,但凡能种植罂粟的地方都种了罂粟。民国年间,有120万~130万亩的种植面积(当时云南用于农作物种植和其他经济作物种植的旱地为500万~600万亩),可见数目之大(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47页)。种植罂粟、割制烟膏,将其出售给小烟贩子的收入,成为农村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因为种植增多,容易得到,农民常自种自销,也成为吸食者之一,小商贩将烟膏转卖给大商贩或商号,商号又将烟膏卖给需要者,有些商号直接开有烟馆,招揽吸食者消费,这样形成了一个商业链条,利益环环相扣。


禁烟何其难,上有政府官僚士绅利益受损,下有黎民百姓生活困苦,鸦片已然成为云南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农民的救命稻草。更难的是,当“自各衙门官亲、幕友、跟役、书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监、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居五六”时(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卷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第747页;转引自蒋中礼、王文成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第12页),当吸食鸦片成为上层阶层交流应酬的一种方式,一种上流大户待客之道时;当吸食鸦片成为民众的一种嗜好时,这种已渗透到物质、精神层面的“习俗”,似乎已与“国民性”融为一体,并非一日两日可以禁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种植与吸食鸦片之风才渐渐熄灭,烟斗子这样的烟具因失去了“用的功能”才退出民众的日常生活,但是,因其具有的“工艺价值”——传世烟斗多被后人收藏,成为紫陶诞生及艺术风格创制的见证物之一。


 烟斗的制作与使用

——上层阶级的品位与嗜好


就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中,建水细陶烟斗在清嘉庆(1796~1820年)或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建水窑工匠人制作出。先为粗陶制品,后改进为细白陶制品,具体时间尚不能明确。后经潘金怀、张好等匠人改变完善泥料配置及制作技艺的努力尝试,制作出细红陶(紫陶)烟斗子。清咸丰年间(1851~1860年),陶工潘金怀将陶土泡水(白泥、黄泥、红泥、青泥、紫泥五种)搅浆过滤成绛红色陶泥,制坯烧成紫色或红色烟斗,不上釉,用石料磨光,从而开创了红泥陶生产新工艺(时间和创制人均有不确定性(参见建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第394页;杨大庆主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轻工业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第138页;徐国发:《建水陶瓷史话》,载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6,第16页))。烟斗一经制作出,因吸食者多而获得内地与外省市场,且价格高于粗陶制品,陶工有利可图。继潘金怀制作烟斗之后,碗窑村的陶工张好进一步改进了陶烟斗的制作工艺(田丕鸿:《建水陶瓷》,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第88页;李朝春:《云南建水窑陶瓷》,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第389页),在制作好的坯体上,采用书画装饰(请当地文人王永清书画),而后用刀沿着墨线刻划,再用区别于坯体泥料的颜色填泥于线条凹陷处,称为“阳填”,擀压平贴后入窑,高温烧制后,再用石料打磨抛光,于是一个个集书画、镌刻、填泥装饰艺术于一身的陶斗子就诞生了,进而创生了建水陶器的一种风格。除了潘金怀、张好外,当时制作烟斗较为知名的匠户还有被合称为“八家斗”的叶子香、丁吉三、朱南岳、武三省、梁之福、梁柱奇、韩显廷、张玉堂(李朝春:《云南建水窑陶瓷》,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第346页)。“八家”制作的烟斗造型精致,其上书画多为当地名家所作,内容有唐诗宋词、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等,纹饰清新淡雅,透着文人的审美趣味。时张时驰的“禁烟”使烟斗产量有所增有所减,制作烟斗有时被禁止。宣统二年,建水县知事郑光照应政府指令,让陶工(潘金怀、张好、张桂生等人)“手艺改良,制造其他通用工具,以广销路而拓利源”(杨大庆主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轻工业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第138~139页)。此后,陶工们逐步增做如笔筒、花瓶等器物,但因鸦片吸食未绝,禁烟未彻底成功,烟斗制作一直也就未停止,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吸食鸦片之需促发了烟斗子(粗陶与细陶)的发明创制,这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原因,但除此之外,这样的烟斗为何会受到上层阶层(官僚、乡绅、地主、部分文人)的喜欢,还值得深思。依据一个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说新中国成立前,一国民党连长看上了丁吉三制作的烟斗,去找丁买,但丁不卖,情急之下,乘丁不注意,拿了烟斗并放下五十块大洋就跑,被丁撵到部队告其上级,追回烟斗,咂赔大洋(徐国发:《建水陶瓷史话》,载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6,第18页)。如故事是真,那足见当时细陶烟斗之贵,非寻常百姓家可以购买,且还要有些“关系”“缘分”的人才能购到。与其说是陶工匠人们为了迎合官僚士绅等上层阶层的口味而创制了红陶烟斗,不如说首先是士大夫文人要求匠人们制作符合自己审美需要的烟斗。按照现在碗窑中制陶人“接活”的方式,就有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或者说文化人,将设计图片或照片提供给匠人,让匠人照着制作,或本人直接在陶坯上书画,以此制作符合自己品位的陶器。尽管如此,当时(陶烟斗制作)是谁先找到谁,还是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早期装饰陶坯的绘画与书法由文人们(或者定制者)创作,而非匠人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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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晚期紫陶烟斗(图片来源于本书)


官僚士绅文人花重金购买此物,或用书画顶替购买所付重金的方式获得烟斗子之目的在于精神愉悦的同时,也能获得感官上的愉悦。如果吸食鸦片成为上层阶级打发时间及娱乐身心的“时尚”之举,或者大户人家待客之道,那么烟斗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愉悦身心那么简单了,它更多的意义在于使用者身份与品位的隐喻上,即它的符号功能超越了实用功能。吸食者躺卧的烟塌、烟榻上的铺设、被子枕头质地与其上的精美刺绣,烟榻上烟桌、烟灯、烟枪(其上有烟斗),烟盒、烟盘的质地及摆设,或塌下的痰盂……这些物件本身以及摆放位置所营建的空间,亦体现了吸食者、款待者的身份地位及品位。显然,与大烟馆或普通百姓家中用于吸食鸦片的普通低廉的烟具不同,烟斗已成为拥有者的一部分,除去其身上的绸缎衣服,烟斗(含其上的装饰)这一物也建构着其高于他人的身份地位与“脱俗”的品位。18世纪60年代,吸食鸦片者为富人之家,19世纪30年代已传遍宫中的太监、文武百官,商人阶层,19世纪70年代,吸食鸦片在轿夫、船夫以及其他靠劳动力生活者之中已是平常事,20世纪初,连农民也在吸鸦片(〔美〕考特莱特著:《上瘾五百年:烟、酒、咖啡和鸦片的历史》,薛绚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37~38页)。


在鸦片从奢侈品、玩乐品发展为平常大众的消费品的时期中,清道光咸丰年间至民国,细陶(红陶)烟斗从初创到制作精致,伴随着吸食鸦片的平民化,烟斗却向“精致化”转变,这个有趣的逆向趋势值得思考。当吸大烟不足以彰显上层阶层的身份与地位时,人们或许需要找到另一物——烟具(烟斗)。不光是烟斗子,后期制做出的文房用具(笔筒、笔洗等)及其他文房清供类(香炉、花瓶等),一方面成为文人借以抒发情感的“媒介”,所谓“寓物以尽人情”;另一方面迎合了上层阶层的品位,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与文人乡绅书房及其中的其他陈设物件一并参与建构文人士大夫的社会身份。可以说,它们是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与生活情趣的物化表现,文人士大夫用这些器物构筑起外在生活世界和内心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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