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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的起源及故事

韩养民 郭兴文     2019-02-19       来源:学术服务平台


                                                                元宵节的起源及故事


 元宵节探源


元宵节起源于汉代。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亳人谬忌奏请祭祀“泰一”神。“泰一”神又称“泰乙”、“太一”或“太乙”。为何要祀泰一呢?谬忌认为“泰一”是天神中最尊贵者,其地位在五帝之上。泰一神早在战国时已被人们敬祀,宋玉《高唐赋》中就有“醮诸神,礼泰一”的记载。《星经》也记载有泰一星,为“天帝神,主十六神”。《史记·天官书》也记载中宫天极星中,其中最明的一颗乃是“泰一常居也”。关于泰一神,顾颉刚先生从哲学角度作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解释:“这种天神,无疑发生于阴阳说。天一是阳神,地一是阴神;泰一更在阴阳之前,为阴阳所出,所以谓之最贵。

《易传》里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泰一便是太极,天一和地一便是两仪。至高无上谓之泰,绝对不二谓之一,本来是一个哲学里的名词,却给宗教家取去作神灵的称号了。从此以后,泰一就是上帝之名,上帝就是泰一之位,终汉一代,再也分不开来。”(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五章)秦汉之时多方士神仙,汉武帝又是极为相信神仙的皇帝,面对当时人们心目中如此尊贵的太一神,岂能不大大祭祀一番。根据谬忌的说法,古来天子都在东南郊设坛祭祀太一,祭祀日子为春秋两季,祭品是每天以牛、羊、豕三牲来祭祀,连续祭七天。汉武帝听了以后立即在汉长安城东南建了一座太一祭坛,按照方士的说法去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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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方士李少翁得到汉武帝的宠幸,又建议在长安西北甘泉筑离宫,画天、地、太一诸神像。又过了两年,汉武帝久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师,能召鬼神治病,汉武帝召来与神通话,神君说:“天子无须忧虑病情,病会很快好转,待你身体康复后,我们就将相会于甘泉宫。”汉武帝虽看不见这位不食人间烟火、受人尊敬的太一神的童颜鹤发,但居然能与神灵对话是何等荣幸之事,一高兴,病情减轻了,到了甘泉宫身体竟然恢复了健康。因此大赦天下,置寿神宫。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便在甘泉宫修建太一祠坛。上供太一神,下有五帝,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排列着青、赤、白、黑四帝,黄帝排在西南角。汉武帝祭祀时对五帝及日月诸神不过长揖而已,唯独对太一神虔诚下拜。无论是伐南越、得天马,甚至冬至之日也要祭太一。在正月十五日祭太一神最隆重。从黄昏开始,通宵达旦用盛大的灯火祭祀,加上夜晚常有流星划过祠坛之上,从此形成了正月十五张灯结彩的习俗。

到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西域记》称印度摩喝陁国正月十五日,僧徒俗众云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认为是上元天官赐福的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日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法苑珠林》又记载明帝永平十四年(71年),五岳诸山道士要与西域和尚比较法力,以辨真伪。汉明帝令僧道正月十五日会集于洛阳白马寺,道士斋道经,设置三坛,然后纵火焚经,经书见火而被焚化。可是佛教舍利经像置于道西,“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环如盖,于时天雨宝花,大众咸悦”。《法苑珠林》是为了鼓吹佛教,贬低道教,其记载当然不可靠。


但是从此可以推知,正月十五放灯火之俗始于汉武帝祀太一神,主要在皇宫举行。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印习俗互相融合,流传到民间。每到正月十五日夜,城乡灯火辉煌,昼夜通明,士族庶民,一律挂灯。这既有祭太一神的旧说,又有燃灯礼佛的虔诚,原有的神仙术与佛教礼仪相结合,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独特习俗。这个习俗经官方的倡导而开始流行,并在这一夜取消宵禁制度。据《事物纪原》记载:汉代西都长安城有执金吾负责宵禁,“晓瞑传呼,以禁夜行”,唯有正月十五日夜晚,皇帝特许执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允许士民踏月观灯。


祭门户、祀蚕神


到了魏晋,又增添了灯节祭门户、祀蚕神、迎紫姑的风俗。按《荆楚岁时记》记载,祭门户的仪式是制作豆粥,上加油脂以此祭祀门户;先在左右门户插上水杨枝,根据杨树枝受风飘动所指的方向,再用酒肉食品及插上筷子的豆粥、糕饼等来祭祀,称“望日祭门”。为什么要如此祭祀呢?《齐谐记》记载:正月半,有位神仙降临到以养蚕为业的陈氏家宅,说“若能见祭,当令蚕桑百倍”。

到了魏晋,又增添了灯节祭门户、祀蚕神、迎紫姑的风俗。按《荆楚岁时记》记载,祭门户的仪式是制作豆粥,上加油脂以此祭祀门户;先在左右门户插上水杨枝,根据杨树枝受风飘动所指的方向,再用酒肉食品及插上筷子的豆粥、糕饼等来祭祀,称“望日祭门”。为什么要如此祭祀呢?《齐谐记》记载:正月半,有位神仙降临到以养蚕为业的陈氏家宅,说“若能见祭,当令蚕桑百倍”。

吃这种肉片盖粥还有个讲究,就是要登上屋顶去吃,边吃边念叨:“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据说念叨这种祈神咒语,还可以为蚕驱鼠。显然,他们祭祀的是蚕神。这种习俗是中国农业文化在风俗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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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趣的是“迎紫姑”,以卜将来蚕事好坏。按南朝宋人刘敬叔《异苑》的记载,紫姑本是一户人家的小妾,为正房大妇所嫉妒,于正月十五日气愤而死。后人做其形而迎接她。迎时要念咒:“子胥(紫姑丈夫之名)不在,曹夫人(即其大妇)已行,小姑可出。”迎紫姑时要在厕所边或猪栏边,如果手中的紫姑形象物变重,就是紫姑神来了。迎紫姑还要在厕所中置破旧衣裳。据说有平昌孟氏曾于正月十五日试迎了一次,紫姑竟“穿屋而去”。看来当时人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这个为人做妾的紫姑显然是劳动人民按照自己的想象而创造的神,所以她地位卑贱,穿破旧衣服,活动于厕所或猪圈栏旁也还有一种较为高贵的说法,《洞览》记载:紫姑“是帝喾女,将死,云‘生平好乐,至正月可以见迎’”。那么,紫姑又成了一位公主。迎紫姑时厕所里面必须安静,然后才能招来紫姑。《异苑》又说:陶侃入厕,见人自称“后帝”,穿一件单衣,戴平头巾,对陶侃说:“三年莫说,贵不可言!”后来陶侃果然发迹,从一个小县吏,渐升为郡太守、荆州刺史。


在讨伐苏峻、祖约叛乱时,累立战功,被封为征西大将军,任荆江二州刺史,督八州军事,威名赫赫。他忠于职守,40年如一日,不饮酒,不赌博,常勉励人要珍惜光阴。当时社会风气崇尚玄学空谈,吏治腐败,而他却政绩卓著,历史上颇负盛名。陶侃是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他是否见到后帝,不必详加考证,但当时人们确有迎紫姑的习俗,把紫姑说成帝之女,不过是抬高紫姑的身价而已。


元宵节的盛行


到了隋唐,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了四百年来的大动乱,天下一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相继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使汉代形成的元宵节大放异彩。


隋代开国初年,隋文帝提倡节俭治国,对元宵节民间大闹灯火禁止颇严。《隋书·柳彧传》记载:柳彧曾上书文帝,叙述当时京城和各州县,每逢正月十五日夜,人们“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不曾相避”。这位老夫子认为这些丰富多彩的民间百戏及风俗活动有伤风化,至于“高棚跨路,广幕陵云,炫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阵,丝竹繁会”,那是浪费人力物力,更不能容忍的是有的人“竭赀破产竞此一时”,有的家庭“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都去观看。柳彧请隋文帝下诏禁绝这些节日习俗。隋文帝采纳柳彧的建议,雷厉风行地禁止元宵张灯及娱乐活动。据《隋书·长孙平传》记载:长孙平任相州刺史时有政绩,名声颇佳。只因在州数年,禁元宵节不力,正月十五日,百姓演大戏,引起皇上大怒,将他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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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隋代元宵节中还有一个颇为动人的爱情故事。陈后主(即陈叔宝)有一妹被封为乐昌公主,才貌双全,嫁给太子舍人徐德言为妻。徐德言已经看到南陈政治腐败,灭亡指日可待,便对乐昌公主说:以君之才貌,亡国后必入权豪之家,到那时倘若我们姻缘未绝,如何相见?于是夫妻二人商量,打破一面铜镜,各执一半,作为日后重见的凭证,并约定一旦亡国,二人离散,他日在正月望日(即十五日)卖镜于街市,互相寻访。不久隋文帝派太子杨广(即隋炀帝)和大将杨素灭陈,乐昌公主落入越国公杨素之家。由于她才貌绝世,杨素颇为宠爱。而徐德言却颠沛流离,千里寻妻到京城。这时乐昌公主也日夜思念丈夫,正月十五日,派人以卖破镜为名寻夫于市,为徐德言所见,急忙引到居处,将两个半面镜子合在一起,果然破镜重圆。徐德言兴奋不已,挥毫题诗云:

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姮娥影,空留明月辉。

其妻陈氏得诗后,连日涕泣不食。杨素问清缘故,也被他们坚贞的爱情所打动,竟“怆然改容”,招来徐德言,让他们夫妻团圆。这就是成语“破镜重圆”的故事,它之所以发生在正月十五日,正反映了当时元宵节最热闹,所以要在元宵节去寻找亲人。


隋文帝禁元宵节,他的儿子隋炀帝却与他相反,竭力在元宵节铺张奢侈,挥金如土。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因西域少数民族首领云集洛阳,隋炀帝调集民间艺人进城,于正月十五日在洛阳皇城端门外端门街,举行盛大的百戏。《资治通鉴·隋纪》记载:“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

从此一扫汉代敬神礼佛的节日观念,而开元宵行乐之端。所以胡三省注曰:“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此。”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描述当时盛况道,“万户皆集会,百戏尽前来”、“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精彩的百戏歌舞中既有传统的百兽舞、五禽戏,又有少数民族的艺术表演。“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隋炀帝这位浪荡天子乐陶陶地带着他的成群妃嫔,登楼观灯。

他的《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中写道:

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燔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


从这几句诗中可以看出,隋炀帝大闹灯节虽是以娱乐为主,但还受一定的宗教影响,含有燃灯礼佛的意思。因此天上才有旋转的“法轮”,从天上飘来“梵音”。从此以后,每逢正月十五,都要举行大型的乐舞会演。《隋书·音乐志》记载:“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正月三十日)而罢。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这场为时近一月,每天通宵达旦的演出,仅穿五彩缤纷妇人服的歌舞演出人员就达三万余人,可以想象其规模多么盛大!隋炀帝真不愧是位浪荡天子。他如此不惜民力,为追求享乐,浪费奢靡惊人,通过这个节日也可看出一斑。正因如此,不过十多年,隋王朝的国力、民力、财力被他挥霍殆尽,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隋王朝的大厦轰然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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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西周两汉一样,唐代都城长安也有宵禁制度。据《新唐书·马周传》云:“先是京师晨暮传呼以警众,后置鼓代之。”每到傍晚,鼓声一起,上至朝廷官吏,下至市民百姓都必须返回各自住宅。一座百万人口的长安城顷刻间车马匿迹,大街上冷冷清清,出现了“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的场面。这时,只有负责警卫京师的执金吾将军率领所部左右街使,掌管各街巡逻,依照鼓声启闭大门。宵禁是为了安全,但有时安全也没有保障。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六月的一个晚上,宰相武元衡在大街上被人刺死,御史中丞裴度也曾夜间遇刺受伤就是例子(见《旧唐书》《武元衡传》与《裴度传》)。


唐代宵禁虽严,但是元宵节前后几日内,却特许驰禁,放三夜花灯,称之为“放夜”。据《太平御览》引唐人韦述《两京新记》:“惟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当此之时,“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崔液《上元夜六首》),于是“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张祜《正月十五夜灯》)。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走出坊门,夜游观赏那争奇斗艳的各式花灯,以致车不能掉头,人难以转身。《雍洛灵异小录》记载:“唐朝正月十五夜……灯明如昼,山棚高百余尺,神龙以后,复加俨饰,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甚至有的人被挤得悬空而起,“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


唐代出现这种灯节盛况与当时生产力发达,社会富庶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加之都城长安人口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富庶的封建经济使奢靡的社会风俗得到了发展条件,加之封建统治者的提倡,更使元宵节盛况空前。唐初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对元宵放灯尚未大力提倡。据《旧唐书·中宗本纪》记载:唐中宗李显景龙四年(710年)元宵节观灯还是偕皇后微服出行,并借踏月赏灯的机会巡幸大臣萧至忠、韦安石及长宁公主家。但此后不久,就奢侈之风大开。《朝野佥载》记载:睿宗先天二年(713年,即玄宗开元元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在安福门外做一巨型灯轮,高达20丈,上边缠绕五颜六色的丝绸锦缎,用黄金白银作装饰,灯轮悬挂花灯五万盏,如同五彩缤纷、霞光万道的花树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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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让“宫女数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在灯轮下轻歌曼舞,还从长安万年县选出少女妇人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日。当时洛阳盛况是“他乡月夜人,相伴看灯轮,光随九华出,影共百枝新”,以致“歌钟盛北里,车马沸南邻”(韩仲宣《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月下多游骑,灯前绕看人,欢乐无穷已,歌舞达明晨”(崔知贤《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辇下岁时记》还记载:唐睿宗上安福门观灯,让太常作乐歌,宫女歌舞,朝士中能文者填写踏歌词,踏歌“声调入云”。当这种元宵观灯的奢靡之风刚刚抬头时,就有人谏阻反对。


《新唐书·严挺之传》记载: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太上皇唐睿宗燃千灯,弛门禁,大酺御宴,在安福门观灯“昼夜不息,阅月未止”。严挺之就上疏规谏,他认为这样“暴衣冠、罗伎乐、杂郑卫之音,纵倡优之玩”,宜“深戒慎行”。因为如此奢侈大闹灯火,导致并加剧了“府县里闾,课赋严苛,呼嗟道路”,使一些贪官污吏乘机扰民。甚至会“坏家产,营百戏,扰方春之业。欲同其乐,反而遗其患”。他还陈奏元宵节大张灯火有五不可行,言词甚切!看来当时皇帝为了娱乐,确实给人民带来了一定的灾难。但是,唐玄宗初即帝位,不好阻拦他的父亲,况且,他自己也是一位风流天子,元宵灯火更是盛况空前。

唐睿宗制作灯轮,唐玄宗更胜一筹,出现了“灯树”、“灯楼”,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唐玄宗在兴庆宫建有两座名楼,一是勤政务本楼,一是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顾名思义原是唐玄宗为励精图治而建造,他也确实曾在这里宵衣旰食,开创了开元天宝之盛世。可是,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唐明皇(玄宗)每年上元节,至勤政楼观灯作乐,“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郑处诲《明皇杂录》、韩鄂《岁华纪丽》及《灯影记》等书记载:唐玄宗时,南方工匠毛顺,善于巧思设计,以缯采结为灯楼。这座灯楼广达20间,高达150尺,灯楼上悬挂着珠玉、金银穗,微风吹来,金玉铮铮作响。灯上又绘龙凤虎豹,作腾跃之状,栩栩如生。整个灯楼设计构造可谓巧夺天工!除灯楼之外,唐玄宗还在东都“大陈灯影,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廷,皆设蜡炬连属不绝”。既然皇帝提倡,就会上行下效。皇亲国戚也竞相夸富斗奇,灯火设计,各尽巧思。五代后周时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贵妃之兄权相杨国忠的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而杨贵妃的大姐韩国夫人更别出心裁,制作“百枝灯树”,高达80尺,将其“树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目也”。民间花灯也是花样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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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中彻夜辉煌如昼。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诗序中写道:“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火之会,金吾驰禁,贵戚及下里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以纪其事。”苏味道所述的还是中宗神龙年间之事,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景况更盛了。我们再欣赏一下苏味道描写上元夜的诗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骑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这首诗把唐代元宵夜灯火的盛况和游人的兴致描述得淋漓尽致。唐代长安不仅花灯品种繁多,而且在灯光下有乐舞百戏。成千上万的宫女及民间少女在辉煌如昼的灯火下边歌边舞,这些歌舞有的叫“行歌”,有的称“踏歌”。如前所述,唐玄宗先天年间让宫女及从万年县选来的民女在灯光下踏歌。这些歌女们一副花冠、一巾霞帔皆值万钱,甚至装饰一名踏歌的歌伎也要花三百贯。并且在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前建造“灯楼”,“遣宫女楼前歌舞以娱之”。据《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在东都洛阳“大酺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还让这些声乐歌舞队比较胜负,进行赏罚。当时河内郡郡守令乐工数百人坐在牛车上,皆身穿锦绣,连挽车的牛都蒙披虎皮,或者装饰成犀象形状。在长安,唐玄宗设宴大酺则上勤政务本楼,“金吾及四军士兵,列明阵仗,盛列旗帜,皆披黄金甲,衣短绣袍,太常陈乐有时让“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橦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然后箫韶齐奏,钟鼓齐鸣,“击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列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在这种元宵夜灯火辉煌、载歌载舞之时,文人献踏歌词,吟诗作赋,倍添雅兴。唐代诗人张说《踏歌词》,就生动描述了兴庆宫前观歌舞的盛况:

花萼楼前雨露新,长安城里太平人。龙衔火树千重焰,鸡踏莲花万岁春。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当时,这种御前所献的踏歌词很多,不多赘述。在唐代,不仅京师长安、东都洛阳元宵节十分热闹,全国城乡也都很隆重。羊士谔《上元日紫极宫门观州民燃灯张乐》写道:“山郭通衢隘,瑶坛紫府深。灯花助春意,舞绶织欢心。”看来州县山区也是如此。白居易描写杭州的《正月十五夜月》写道:“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帝里,不会厌杭州。”诗人甚至把杭州元宵节之盛与京师并提了。“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张祜《正月十五夜灯》)。这优美的民间舞蹈、悠扬动听的歌声,伴随着唐代人民度过了欢乐的节日之夜。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元宵节期间,民间还兴起了拔河比赛。拔河又称“牵钩”之戏。《封氏闻见记》记述唐代正月望日民间以四五丈长的大麻绳,两头分系小绳数百条,人们分两队,“两钩齐挽,大中立大旗为界,震鼓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输,名曰拔河”。这种牵钩之戏在唐代才有了拔河之名,并成为元宵节娱乐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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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宵节的风俗影响下,唐代日常照明的灯烛也出现了新花样。一些王公贵族用木雕成侍婢形象的灯架,称之为“灯婢”。《开元天宝遗事》就记载有:“宁王宫中,每夜于帐前罗木雕矮婢,饰以彩绘,各执华灯,自昏达旦,故名之为灯婢。”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也不断发现汉唐花样别致的古灯。

宋代的元宵节发展到历史上一个新的阶段。《宋史·礼志》记载宋沿袭唐代“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但其盛况却与唐代不同。“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在灯节期间,宋代皇帝不仅与民同观灯,还形成了一定的礼俗。皇帝在元宵节,先到寺观行香,再登御楼或东华门的东西角楼,与近臣宴饮。这时四夷藩客各按照本国歌舞队形列于楼下。东华门的左右掖门和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寿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


宋代元宵节不仅放灯时间延长,而且灯笼制作比唐代更为豪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宋东京元宵节盛况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当时开封府为了元宵节大放花灯,从年前冬至时就开始“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到了元宵节,“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在棚上张灯结彩,叠成山林形状,称之为“灯山”,灯山点燃之后,万灯齐明,“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灯山还彩绘神仙故事。皇宫内的灯山更是奇妙多姿。以彩带结成文殊菩萨跨狮子、普贤菩萨骑白象等,特别令人惊奇的是菩萨手臂能活动自如,手指出水五道。工匠们用辘轳绞水,送到灯山上的木制大水柜中,按时放水,水从佛像的手臂绕出,飞流直下,喷珠溅玉,状如瀑布。这是我国最早的人工喷泉技术。此外有火龙灯,用草把缚成戏龙,用青布为罩,在草龙上插灯烛数万盏,点燃后就变成一条火龙。从灯山到宣德门大街方圆一百多丈的范围内用棘刺围绕起来,称“棘盆”。里边立有高达数十丈的长竿,上结彩缯,用纸糊百戏人物,随风飘动,宛若天上飞仙。


在相国寺大殿前还设有乐棚,两廊有“诗灯牌”。上书“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之类的诗句。其制作方法是先在木牌上镂空成字,再用纱、绢罩贴,点燃灯火,依次排列。在宣德楼还挂有一丈方圆的巨大灯球,内燃蜡烛,粗如木椽。宣德楼下,又用枋木垒成一座露台,彩结栏槛,两旁禁卫军排列守卫,皇帝可在此观灯。台下百姓观看。当时皇帝元宵观灯还有一种仪式,称为“踏五花”。

吴曾《能改斋漫录》还记载宋代元宵花灯样式有五色琉璃灯、白玉灯、走马灯,灯上绘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东斋录》记载宋仁宗正月十四日观灯也宣称“朕非游观,与民同乐耳”。所以对元宵观灯者都予以赏赐。《高斋漫录》记载:宋神宗熙宁间上元夜,宣仁太后在御楼张灯,给张灯多者赏绢一匹,少者也赏赐乳糖狮子两个。这时受赏者还是少数。宋徽宗赵佶尤为大方。每年元宵夜,宋徽宗亲自上宣德楼观灯并赐酒,每个在楼下仰窥“圣颜”的仕女,都能获得御酒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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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桯史》中记有这样两则轶闻:有一对夫妻元宵同游观灯,在人流中走散。其妻到端门,正好碰上宋徽宗赐酒。她喝完御酒后,乘机将赐酒的金杯偷了一盏,被卫士发现了,扭送到御前盘问。这位妇女急中生智,吟诵了一首《鹧鸪天》词: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舞,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证明。


宋徽宗当时正在兴头上,听罢这首词,不但没有惩办这位妇女,反而“以金杯赐之”。另一则发生在宋神宗年间,元宵张灯,观灯者人山人海。礼部侍郎王韶的幼子王寀刚会说话,头戴珠帽,身穿锦衣,让家人扛在肩上观灯。家人在潮水般的人流中只顾观灯,王寀被奸人抢走了。王寀马上把头上戴的珠帽揣进怀里,到了东华门附近刚好遇上皇宫内的车马,王寀大呼,奸人骇惧,扔下孩子逃走,王寀随车队进入皇宫,宋神宗一问,方知是王韶之子,感到他聪明可爱,赐给压惊钱,送他回家,并下令开封府捕贼。这反映了宋代元宵观灯人山人海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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