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文献
  • 学者
  • 书目
高级检索
当前位置: 首页 > 资讯列表  >资讯详细

“男子为女子之大敌”、“女子复仇”……晚清时她已经提出这样的主张

宋少鹏     2018-08-06       来源:SSAP

去年《纽约时报》曝光了好莱坞资深制作人哈维温斯坦的性侵丑闻。20171015日,塔拉纳·伯克的朋友,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ssaMilano)在推特上写下文字:如果你曾受到性侵犯或性骚扰,请用我也是MeToo)来回复这条推文。

METOO

华裔女博士罗茜茜在利用网络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曾性骚扰包括她在内的多名女学生。事件曝光后,陈小武被撤职。这标志着MeToo运动在中国发端。近日,微博上越来越多骚扰女性的事件被爆出。

事实上,中国的女权思潮缘起于晚清时期。其时欧洲文明论的性别标准在晚清传入中国,在中国经历了本土化。在女性当中对待这种文明的态度产生了分化:一类接受西式文明图景。我们今天来检视最具颠覆性的女权论述——何殷震(又称何震)在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女界革命”的论述。这种论述彻底拒绝现代文明蓝图以及此种文明图景下的女权方案,同时在无政府主义阵营里坚持彻底的“男女革命”的女权路线,拉开了与男性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距离,开创了极具原创性的无政府主义的另类女权论述。

何殷震(又名何震,1886-?),在无政府主义视域内提出“女界革命”,在目标上超越文明论框架下的女权诉求,在手段上也突破依托国家主义框架建立的自由主义女权路径,把破除“男女阶级”的女界革命视为打破社会各种等级压迫的关键和枢纽。

1907年北京慕贞女校的毕业生

1907年北京慕贞女校的毕业生

无政府主义对一切权力制度的拒绝,使其拒绝西方文明论提供的女权方案,即:在民族-民权的国家制度和私有制的经济制度下追求男女平权和女性自主权。这种女权方案被何殷震斥为“伪文明”“伪自由”“伪平等”。

对于何殷震来说,女权主义斗争不属于民族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议程;相反,它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要废除国家和私有财产,带来真正的社会平等,并且废除一切形式的社会等级制。

何殷震对于男女绝对平等的目标的追求,以及“男子为女子之大敌”“女子复仇”之类的激进口号,让中国无政府主义阵营里的男子感到不舒服。鲜明的女权主义特性撕开了何殷震与无政府主义阵营里男子的思想裂缝。

在革命道路的设想中,何殷震把“女界革命”的重要性提升到开展诸种社会革命的起点和关键。“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成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的革命次序,不同于男性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构想,展现了何殷震的思想的原创性。

何殷震汲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于资本主义财婚制度的批评,在无政府主义框架下构想了一条以“男女革命”为核心的追求人类彻底平等的社会革命道路,即“女界革命”的道路。

何氏的无政府主义框架下的“女界革命”理论,既与晚清的自由主义女权展开对话,又与无政府主义内部的男权展开对话,且对于两者都既有吸纳,又有批判与超越。这种双重特性使何殷震的“女界革命”的论述在晚清直至今天的女权论述中独树一帜。

囿于篇幅,其继承与发展之处在此仅列出一点。


“女界革命”对“女权革命”的超越:共识和别途

第一,“女权”,是何殷震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时尚新名词,是维“新”的人士所乐用的词语,代表先进与文明,甚至有论者提出二十世纪是女权革命的时代。那么,何殷震为什么在“女权”“女权革命”的词外,另提“女界革命”呢?

何殷震并非不使用“女权”。何殷震在《女子宣布书》(1907)中称:“男女革命,即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成则伸世界惟一之女权,败则同归于尽,永不受制于男。”

何香凝

晚清时女权运动先驱何香凝

在《女子解放问题》(1907)中也使用过“女权”一词,批评当时社会里的“女权”多为男子出于私利而倡导,称女权应由女子通过自己的抗争来获取。“亦非谓女权不当扩张,特以女子之职务,当由女子之自担,不当出于男子之强迫;女权之伸,当由女子抗争,不当出于男子之付与。”

可见,“女权”仍是何殷震追求的目标。她在《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1908)中称:“吾辈之所主张者,扩张女权也,恶男子以强权加之女子也。夫女子为男子强权所加,固为可闵;若夫己为女子,不能抵抗男权,而徒以横暴之强权加于服属己身之女子,则其惨毒之罪,尤属可诛。”这段文字清楚地显示,何殷震是在与“男权”相对的层面上使用“女权”。

1907610的《天义》报的“时评”栏,有一篇文章《悲哉男权之专制》,评论英国女子为争参政权,群聚入议院被警察拘捕的事件。该评论为女子参政权辩护的理由与晚清自由主义女权的论述无异,“天之生人既同,则天赋之权亦同”,极力赞成女子应有议政权,并激烈批评这些“得权”(从君主中争来民权)之后的男子压制女子参政权,是“女贼”。

“女贼”一词是模仿“民贼”一词而造,意指这些男子当初与君主争权时,指责君主是篡夺民权的“民贼”,今天这些压制女权的男子就是篡夺女权的“女贼”。文章标题中也赫然以“男权之专制”为标识。这篇评论署名“志达”,但行文用语与何殷震非常相似,比如这篇文章中批评男子不给女子参政权是“特男子纯全之利己心耳!籍女子已得议政权,然此次压抑之仇决不可忘”。

何殷震思想的研究先驱夏晓虹教授也认为“志达”可能是何殷震的笔名。这一具体事例也说明何殷震对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的设想,并不只是对未来乌托邦世界的想象,同时也思虑在现实世界中如何争取女权,即反抗男权。争女权、反男权是其所设想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的主要手段,只是其“女界革命”的理论境界超越了自由主义女权,并不以获得“女权”为终极目标。

何殷震的“女权”所指与晚清主流话语中的“女权”无异。“权”,既有“权利”之意,又有“权力”之意。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一切强权的关注,使何殷震之“女权”的内涵更侧重于权力,而不仅仅是权利。在权力的层面,何殷震既反对男子对女子之强权,也反对女子对女子的强权。这是何殷震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超越自由主义女权之处。自由主义女权把摆脱男子干预的希望寄托于明达的精英女子对于愚陋之下层女子的教导,用统一的女性身份掩盖了妇女内部的阶级差异和权力关系。

第二,“女界革命”是超越“女权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妇女解放主张。在何氏的理论构图中“女界革命”和“女权革命”是两个层次的概念。“女界革命”包括“女权革命”,但高于“女权革命”。

何殷震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给女子指出两个革命办法,一个是“对女界之办法”,一个是“对世界之办法”。前者是“以暴力强制男子”和“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后者是“以暴力破坏社会”和“反对主治者及资本家”。

相片

可见,“女界革命”包括两个层次的革命:作为微观层面的女权革命和作为宏观层面的社会革命。何殷震不仅把破男女阶级的“女界革命”作为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发动机关,“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而且认为“女界革命”要贯穿无政府主义所倡导的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诸革命的全过程。

因为根据何殷震的观察与判断,现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种族制度不仅是等级制度,而且是排斥女子、男子专有之制度,都是男子压迫女子的制度:“数千年之世界,人治之世界也,阶级制度之世界也,故世界为男子专有之世界。今欲矫其弊,必尽废人治,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

一方面,女界革命不仅是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的起点,也贯穿诸革命的全过程,以达“尽废人治”;另一方面,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也是妇女解放的手段和保证,因为只有“尽覆人治”,才能确保男性不再利用种族、政治、经济等制度来压制女子。所以,女界革命,是内嵌在其他革命中,而非独立于其他革命之外,与其他诸革命也非排斥和对抗的关系。

女子学校

培华女中的合照,图上最右边为林徽因

在何氏的理论图景中,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是包含在“女界革命”内的革命。正如何殷震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为该会所立宗旨:“确尽女子对于世界之天职,力挽数千载重男轻女之风。”《女子复权会简章》所列出的革命手段包括两部分:对待女界的办法和对待世界的办法。对待世界的方法即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政治、经济、种族诸革命的办法及追求的目标:以暴力破坏社会和反对一切主治者与资本家。“故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平,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夫是之为解放女子。夫是之为根本改革。”

“退与女平”这一目标也与自由主义女权不同:自由主义女权追求与“男子平”,期望拥有与享有特权的男子同等的权力和权利;何殷震追求的是“与女子平”,退回到人人都无特权的社会状态。

从历史阶段上讲,“女权革命”是现实世界中的男女革命,“女界革命”是通往未来乌托邦世界的桥梁。“女权革命”只是这个漫长道路中的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也是“女界革命”的一种手段。何殷震提倡成立“女子复权会”,就是希望在现实世界中推行女权,在现实世界追求彻底的男女平等。

从上述角度出发,就很容易理解她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稍显怪异和激进的具体的平权手段:“不得服从男子驱使”、未嫁之女“不得降身为妾”、“不得以数女事一男”、“不得以初昏之女为男子之继室”。

甄嬛传剧照

甄嬛传剧照

从这层意义上讲,倡导“女子复权”的何殷震是个女权主义者,而且是个希望能身体力行的女权主义者。她在《女子复权会简章》中所开出的平权药方,就是针对现实世界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夫可多妻,妻不可多夫,男可再娶,女不可再嫁,服丧则一斩一期,宾祭则此先彼后。既有号均平者,内夫家而外母家,所生子女,用父姓而遗母姓。”(《天义报启》)针对“用父姓而遗母姓”,她身体力行地把母姓加在父姓之后,用复姓。

何殷震在《女子宣布书》中列举了女界要争取的七项权利,除了《女子复权会简章》中的婚制问题、姓氏问题,更是提出了男女教养问题及废娼问题。何殷震要求父母男女并重,并给予男女相同的教养、相同的学术教育,使男女成人后自然能承担一切相同的职务,“无论社会间若何之事,均以女子参政其间”。

何殷震认为:“凡所谓男性、女性者,均习惯使然,教育使然。若不于男女生异视之心,鞠养相同,教育相同,则男女所尽职务,亦必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何殷震提出性别的社会建构理论,以及社会对策,理论境界已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自由主义女权。在上一节我们看到,当时的自由主义女权主要的理论诉求还在“参政权”上,偶然提及“职业”(如张竹君)。

何殷震的女权诉求主要在“社会领域”,并直接切入性别关系的改造:婚姻关系、教育与教养、参与一切社会职务、生育。当时的自由主义女权,特别是男性女权论者,还在以“国民之母”为号召,强化女子生育和母教对于强国之价值。何殷震看到女子生育之苦,以及生育和养育的照料责任对于女子进入公共领域的阻碍,设想未来社会,所生子女进入“公设婴育所”或老幼共用的“栖息所”,实行儿童公育。“男子不以家政倚其女,女子不以衣食仰其男,而相倚相役之风,可以尽革”,而“女子无养稚子之劳,所尽职务,自可与男相等。职务既平,则重男轻女之说,无自而生”。

何殷震认为造成女子社会地位低下、重男轻女的原因是女子所尽的社会职责不及男子。实行照料责任的社会化,既能解除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障碍,更深远的作用还在于为男女平等提供制度性保障,有助于改变两性关系。

三口之家高清

何殷震把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原因追溯到社会制度的问题上,所以,她的女权革命——女界革命的实质是一场以女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而不是以女性为改造对象的女权运动。何殷震称:“吾所倡者,非仅女界革命,乃社会革命也;特以女界革命,为社会革命之一端。”如上节所呈现的,维新男士发动女权革命之最初动因是针对女性的改造运动,而自由主义女性论者的话语策略往往是通过自我归责来论证女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当然,何殷震之社会革命,远不止于在既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框架下寻求有利于女子的社会政策,而是要进行更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改造。何殷震看到“男子私女子为己有”的制度与财产私有制之间的关系,认为:“女子私有制度之起源,与奴隶制度之起源,同一时代,均共产制度破坏之时代也。”即使在资本主义时代,两性关系看似平等自由,女子作为男子的“同伴”出入社交场合,实行一夫一妻制,也仍未摆脱为金钱而结合的财婚性质。

自由主义者也看到了女性经济不独立与依附于男子的关系,但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女子寻求家外职业以“自养”,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于女性自由劳动力的需求。何殷震看到了“职业独立者,即以职业供役于人之异名耳”,没有摆脱被人奴役的命运。

何殷震特别戳破了那个时代刚刚萌芽的中产阶级女性的职业独立梦想。中等人家把女儿送进学堂,以为“学一点普通学”和“一点儿手工”,以为“有一个行业可做”,婚后也“不至于靠男人过活”,但这也摆脱不了女子“靠人吃饭”、随时会被人解雇的命运。她把资本主义劳动制度称为“劳力买卖之奴婢制度”。拿工资的劳动者无非是“仰资本家之鼻息”,且为资本“生财之具”。资本家视女子为物,女子“既屈其身,兼竭其力”。她批评男性文明论者引入中国的“富强之学,皆迫人于苦之学”。

晚清青楼图片

晚清青楼图片

另外,在私有制度下,富有者利用女子之贫,不仅逼迫贫女入工场,控制女性的身体,剥削其劳力,而且常以女子对工资之依赖逼其满足自己之肉欲,使工女处于“半娼半妾”之地位。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职业自由,并不能给女子带来真正的自由和独立。何殷震认为女子的解放和真正的男女平等只能存在于实行公产制的社会中,而趋向这个社会的方式只能是“女界革命,必与经济革命相表里。若经济革命不克奏功,而徒欲昌男女革命,可谓不揣其本矣”。

于是乎,何殷震的“女界革命”又超越了“女权革命”。“女权”只是相对于男性的权利、权势。无政府主义的妇女解放主张不止于女性获得与男性一样的权利,而是要去除一切“权”。通过去除各领域中的一切强权,男性自无强权可侍以压制妇女。

在《女子复仇论》这一充满挑衅的篇名下,何殷震开篇明义:当今世界一切压迫机制都由男子掌控和垄断,所以男子是女子之大敌,但“女子之所争,仅以至公为止境,不必念往昔男子之仇,而使男子受治于女子下也”。由此可见,兴女权之目的并不是让女权成为男权的复制品,女权只是通往“至公”社会的手段。也正是在手段意义上,何殷震支持女权、践行女权,这才是她在《女子解放问题》中所称“亦非谓女权不当扩张”之真正含义。

第三,何殷震对男权的批评更激进和更彻底。自由主义范畴内的男性女权论者,如上文所分析的马君武、梁启超等人,以“女权革命”置换“男女革命”,将女权纳入国族主义的框架之中,消解男女之间潜在的斗争和紧张。女权不仅无害于男性,而且有益于男性所提倡的民权国家。

章锡琛

章锡琛

何殷震对于男权制和男子自私的批评比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女性论者更为深刻和尖锐,除了“以暴力强制男子”之类刺耳的言语外,她把斗争之矛头直指男性和男系。她在自己的名之前同时冠于父母双姓,“殷”是她的母姓,她以“何殷震”之名发表文章,挑战儒家传统中父权制度最核心的男系世系制度。

何殷震批判男权之剑同时指向新旧两个方向:一个是儒家学术下的传统男子,一个是持文明论解放女子的新派男子。何殷震认为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男子私女子为己有”,男人利用女子而已。她对儒家经典的批判,不同于晚清主流女权论述归责于无责任主体的儒学和礼俗。

何殷震批儒家学术,剑指男性和男权制,指出“男子以学自私”,“倡此说之人,即自便其私之人”。对于儒家学术,何殷震早于新文化运动十年喊出了:“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何殷震的先锋性并不在于时间,也不在于激进性。

时间上,对于儒家学术的批评,西方传教士早于何殷震。何殷震的先锋性在于她坚定的女权主义立场和其所批判的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男女青年推翻父权,在文化上的弑父运动,而何殷震却是从推翻男权的角度批评儒家学术。从维新派到五四知识分子,这些“男性女权主义者”一直借“妇女”言说政治,构想对新社会的欲望,却一直回避和拖延对两性间关系的重构——男女革命。

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章锡琛等妇女主义者开始推进新性道德讨论,试图为新社会新的两性秩序提供新的道德基础,建构的也是男性中心的两性秩序。当然,这是后话。而何殷震是以“男女”这一分析框架,批评“女从男、男率女”的儒家意识形态及其指导下的礼俗与法律——贞操杀人、连坐之法,使女子无辜受戮。

当然,何殷震用“男女”这一性别框架来批评儒家秩序时,已是一种现代性的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想象已然不同于父-子纵轴的儒家秩序了。所以,何殷震的思想同样是一种“反(文明论)现代的现代性”思想。

西班牙女权组织运动

西班牙女权组织运动

对于推崇西方文明、“解放”妇女的现代男子,她同样批评这些男子实则也是基于男子私心,是出于男子之名利而不是为了利于女子而发动女权。何殷震指出了男子发动女权运动的三个原因。

一是男子博“文明”之名。中国男子崇拜强权,视欧美国家、日本为今日文明之国,所以仿行其制,让自己的妻女放足入学,以获中外人士赞自己为“文明人”。这美誉不仅事关个人,而且关系到家庭荣誉。所以,崇拜欧美文明的人士推行女权,无非是利用女子成就自己的文明美名。

二是有利“男子之私”。让女子学习实用之学、一技之长,男子可以“抒一己之困”,名曰使女子独立,实则是男子获利。

三是有利于男子之家。中国男子向以家自私、后嗣为重,把治家教子之事归于女子。何殷震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女学首重家政,只不过是希望通过“文明女子”,让女子用文明的方法治家教子,但“家”仍是男子之家,“子”仍为男子之子,所以,男子是为求己身安逸而解放女子。“今日之解放女人出于男子之自私自利,名曰助女子以独立,导女子以文明,然与女子以解放之空名,而使女子日趋劳苦”;“男子之解放妇人,亦利用解放,非真欲授权于女”。何殷震一语道破了晚清维新男子所倡女权的男性中心的问题。

第四,何殷震批评西方文明论框架下的女权是“伪自由”“伪平等”。何殷震认可西方两性关系方面胜于中国的地方在:结婚离婚均可自由,兼可再嫁;实行一夫一妻之制;男女同受教育,男女同入交际场。但是,何殷震认为这只是表面上的解放、肉体上的解放,而不是精神上的解放。

何殷震从无政府主义彻底解放的标准出发,指出解放应该是“不受缚束”。而欧美婚姻之制,一缚于权与利,二缚于道德,三缚于法律。“缚于权与利”,指男女双方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对方的财产(利)和权势门第(权)。“缚于道德法律”,指很多婚姻不过为宗教、法律、伪道德所牵制,名为一夫一妻,实则多有私通奸情。另外,欧美虽然男女同受教育、同入交际场,但服官议政的女子很鲜见,参军从警更是与女子无关。由此可见,西方的男女平等也不过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所以,何殷震要唤醒“震于欧美之文明”,以欧美女子解放为目标的亚洲女子。

MeTOO运动

对于参政权,何殷震认为无非是让少数参政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后果不只是男女间的不平等,女界之中亦生出不平等之阶级。自由主义框架内的女性女权论者,如陈撷芬,也看到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即少数“明达女子”与绝大多数“愚媪蠢婢”的区别,但这是从精英女性的立场出发,以精英女性教育普罗妇女大众的方式来寻求妇女内部的一致性,以此来对抗男性对妇女的干预,建立起相对于男子的女性独立。

换言之,自由主义女权为了从男性主导的国族主义框架中挣脱出来,需要彰显性“别”维度,强调性“别”身份,建构性“别”认同(如合群结社)。统一的性别身份有意无意消弭和掩盖了妇女内部的差异。

何殷震却从下层女性的视角,看到了上层妇女对于下层妇女的潜在压迫性,认为男子压迫女子为不公,女子压迫女子同样是不公。“故吾辈之旨,不惟排斥男子对于女子所施加之强权,并反抗女子对于女子所施之强权。”“所谓男女平等者,非惟使男子不压抑女子已也,欲使男子不受制于男,女子不受制于女,斯为人人平等。”何殷震从无政府主义反抗一切强权的角度出发,认为权力所在之地必是压制所生之地。

所以,“国会政策为世界万恶之原”,苟非行根本改革,使人人平等,宁舍选举权而勿争,慎勿助少数女子争获参政权。何殷震所称的“根本改革”,即是无政府主义理论视域中的政治上的“废政府”和经济上的“共产”。“政府既废,则男与男平权,女与女均势,而男女之间亦互相平等”;“惟土地、财产均为公有,使男女无贫富之差,则男子不至饱暖而思淫,女子不至辱身而求食,此亦均平天下之道也”。

此节可见,何殷震是女权主义者,但她又超越了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女权主义。她之所以在“女权”这一概念之外,创造性地使用“女界革命”一词,表达的是其对于“妇女解放”的理解。“解放”是相对于“压迫体制”而言,在无政府主义视域内,何殷震之目标是破除一切压迫体制。如果说从字面意义上,“女权”是相对“男权”而言的,追求在既存体制内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与权力,那么,“女界革命”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和摆脱一切强权压制。


【相关阅读】

“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

“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

宋少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本书以全球史的视野,探讨了中国女权思潮和实践的缘起,尤其把晚清中国的“女权”论和改革实践放在西方文明论在近代中国传播、转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究欧美文明论中的性别标准以及成因,考察欧洲文明论的性别标准在晚清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社会、中国妇女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晚清女性论者的“女权”论述,探讨女性是如何回应由男性开辟的“女权”论述的。

评论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 华龙大厦 A/B座13-16层 邮编:100029
客户服务邮箱:wangxuan@ssap.cn 或拨打:010-59367096(9:00—18:00)
社科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SAP )版权所有
京ICP备06036494号-6 京公网安备110102003507 新出网证(京)字0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