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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地位差异影响女性生育意愿吗?

王君莉    2017-09-26       来源:SSAP

“生育”与“女性”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但生育这一“天职”一度成为女性处于男权社会中屈从地位的首要枷锁。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女性时常处于无法自由选择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多少个子女的状况中。在母性的伟大光辉与生育决定权的丧失之间,似乎总有一种悖论:为人类繁衍做出巨大贡献和自我牺牲的女性,竟处在生育事件的胁迫和重压下,身不由己地承受着或隐或显、或明或暗的“损失”。一个家庭中丈夫和妻子在“生育”事件上所最终达成的“意愿”背后隐含着两性之间的“差异”“权力”等一系列内涵,需要我们去探讨并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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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中女性生育意愿的形成和表达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已有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大量研究证实,生育意愿是由某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传统与习俗、家庭中权力结构与互动关系、个体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周福林,2005)。而对生育意愿的研究,应涵括三个维度:时间、数量和性别偏好(顾宝昌,1992)。由此,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生育意愿状况,反映了该地区或该群体的性别地位差异,而性别地位差异毋庸置疑是女性学研究的传统关注之一。

在以往的生育意愿研究中,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女性的生育意愿”,即预设了一个前提:女性是生育事件的直接承担者,同时也是生育决策的完全掌握者。但事实上,作为家庭活动的生育,生育意愿的形成实际上更多受到“当家人”的影响。因此,家庭中夫妻权力结构模式,即夫妻之间的地位差异状况,与女性生育意愿的表达有紧密的关系。传统的社会理论认为,夫妻各自所占有的资源,双方在商议事情、解决问题和处理冲突方面的互动过程,以及最终由谁做决定,是家庭权力运作的三大因素。

本研究选取的数据是2007年“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基线数据。选取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变量指标进行处理,并删除变量缺失值,最终获得有效案例15370个,构成本研究的样本(N=15370)。


女性意愿生育数量

控制变量中,妻子越年长于丈夫,意愿生育数量越倾向于多于一个。

相对于夫妻都是农业户口,当夫妻都是非农户口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生育多于一个子女的意愿。一般来说,农村居民倾向于多生育子女,但这里显示,在夫妻中有一方是非农户口时,不存在明显的生育多于一个孩子的意愿,在夫妻都是非农户口时反倒显示出生育多于一个孩子的意愿。

在社会地位的三个指标:教育、职业和收入中,相对于丈夫较高的情况,当妻子有较高教育水平、夫妻有同等的收入和职业地位时,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更可能多于一个。当妻子相对于丈夫有较高或者一致的社会地位时,其意愿生育数量更可能多于一个,这样的结果比较令人意外。一般会认为多要孩子是低教育水平、低收入者的选择,但以本研究的结论来看,生育意愿更可能受到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家庭地位的影响。而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之间有复杂的相关关系,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不意味着一定有较高的家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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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具有一致的收入和职业地位时,女性生育多于一个子女的意愿也较为明显。这大概可以理解为,当夫妻社会地位较为一致的时候,可能两者的关系也较为和谐,在生育事件上更可能有相互的沟通和协商。而生育数量更可能较为合理,且符合夫妻双方的意愿。虽然受制于政策和经济压力,人们更多选择生育一个孩子且无所谓性别,但“一儿一女”可能仍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此一来,则生育两个孩子就成为经济情况较好、夫妻关系较为平等的家庭的愿望。

在家庭地位差异的各变量指标中,生育决策权和家庭收入支配权两个指标上差异更为显著。在夫妻平权或者妻子掌握更多决策权的时候,均会表现出较少的“生育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倾向。可见家庭地位与生育意愿之间有更为明显且直接的相关关系,家庭地位较高的女性更可能选择较少生育孩子。

简言之,夫妻地位差异状况确实会影响到女性的意愿生育数量。在“夫主妻从”的家庭中,更可能出现“多育”意愿。生育态度的改变首先是男性的改变,女性在社会地位指标上与男性一致或更高,可能使她们在家庭中放低姿态,更多顾及丈夫的感受。这就意味着,较高层次的受教育水平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提高全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使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居民具备较高的文化程度,将有助于两性在家庭中更好地平等沟通、协商互动。


女性意愿生育年龄

控制变量中,妻子越年长于丈夫,其意愿生育年龄越晚。当妻子年长于丈夫时,较大的可能性是他们结婚较晚,晚婚往往意味着晚育。

在户口类型变量上,妻子和丈夫只要有一方是非农业户口,妻子都表现出明显的晚育意愿;夫妻都是非农户口时,晚育意愿更为明显。

在社会地位差异的各指标中,妻子教育水平和收入较高时,其晚育意愿更明显,但职业地位对意愿生育年龄没有显著影响。妻子教育程度较高,意味着接受较长年限的教育,势必较晚进入婚姻关系,从而推迟了生育。而受教育水平较高,在生育时间上会更多考虑相对有利于个人发展的选择。收入较高则意味着妻子比丈夫承担更多养家的责任,出于经济收入的考虑,自然会选择较晚生育。

相比于丈夫掌握生育决策权的情况,当生育决策由夫妻双方共同协商做出时,妻子倾向于晚育的可能性增加至1.33倍。但是妻子完全掌握生育决策权的情况下,晚育的可能性并没有继续增加,反倒有一个轻微的下降,只有丈夫掌握生育决策权情况下的1.27倍。可见,平权模式下的夫妻更可能充分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更有可能做出晚育的决定。

当妻子掌握更多家庭日常开支决策权时,其晚育倾向明显高于丈夫掌握家庭日常开支决策权的情况,达到丈夫掌握家庭日常开支决策时的1.38倍,这与普遍存在的将生育视为“家庭事务”的现实是一致的。在家庭的日常开支决策权上显示为夫妻共同决策,可能意味着这个家庭中夫妻地位更为平等,则女性选择晚育就比较容易理解,夫妻协商的结果必然是同时考虑了夫妻双方的生育意愿并最终达成一致。在子女教育和前途的发言权、家庭收入的支配权这两个指标上,由谁掌握决策权对女性意愿生育年龄的影响并不显著。大概是由于无论是谁在子女的教育、家庭收入的支配上拥有决策权,并不是人们考虑生育事件的重要因素。

简言之,社会地位差异变量中,夫妻之间的教育地位差异在妻子的意愿生育年龄维度上显著性更强;妻子的收入较高会使生育年龄推迟,但只有收入与丈夫基本一致时,才会出现生育多于一个子女的意愿;夫妻之间职业地位差异对妻子的意愿生育年龄无显著影响。家庭地位差异变量组中,生育决策权、家庭日常开支的支配权由谁掌握会影响到妻子的意愿生育年龄,但对子女的教育发言权和家庭收入支配权由谁掌握,不会影响妻子的意愿生育年龄。


女性的子女性别期望

在性别偏好的维度上,采用多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简称MNLM)。

当妻子越年长于丈夫,越倾向于“儿女双全”;丈夫为非农户口时,更可能出现“儿女双全”的性别期望。夫妻都是非农户口时,“儿女双全”的意愿更为强烈,甚至出现略微的“女孩偏好”的倾向。社会地位差异的所有指标都没有显示出对“男孩偏好”的显著性。但在收入差异变量上,当夫妻双方收入一致时,更不容易出现“女孩偏好”(也只显示出0.1水平上的显著)。当妻子教育程度更高,或者夫妻职业地位相当时,表现出“儿女双全”偏好。而夫妻收入相当时,更少出现“女孩偏好”。

在家庭地位差异性的四项指标中,夫妻共同掌握生育决策权的人群更不容易显示出“男孩偏好”;而妻子掌握生育决策权的时候,更不容易出现“儿女双全”的偏好。显然,谁掌握生育决策权对家庭中妻子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特别显著。相对于由丈夫掌握日常家庭开支,在夫妻共同决策的情况下,更少出现明显的性别偏好,也更少出现“儿女双全”的意愿。在子女教育的发言权上,夫妻平权和妻子掌握更多发言权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男孩偏好”,且在妻子掌握发言权的时候更甚。当妻子掌握家庭收入支配权时,更可能出现“女孩偏好”,夫妻共同支配时的性别偏好更不明显。

综上所述,夫妻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家庭地位差异与生育意愿的三个维度之间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显然又是错综复杂的。更深入细致的解释还有待于在后续的研究中,综合考虑家庭地位与社会地位的相关关系等复杂因素的作用机制。


夫妻地位差异对女性生育意愿存在影响夫妻地位差异,对女性的生育意愿确实存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生育意愿的三个维度上以不同的方向和强度表现出来,且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表现得更为错综复杂。

就本研究来看,当丈夫具有更高社会地位时,妻子更可能会较早、较多生育,且可能存在对子女性别的偏好。相反,当妻子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时,则她就更可能表现出少生、晚育、对子女性别无所谓的意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丈夫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时,其妻子的生育意愿却表现为较少、较晚生育。

从家庭地位的各项指标上来看,生育决策由谁掌握对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性较小,说明生育决策最终做出往往是家庭成员各方面相互博弈、协商,甚至互相妥协的结果;妻子掌握日常开支决策权时,表现为更明显的少生、晚育、无明显性别偏好的倾向;比较意外的是,在子女教育发言权上,当妻子掌握发言权时,却显示出更强的“男孩偏好”。对这一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尽管本研究无法给出准确的“父主妻从”“夫妻平权”“妻主夫从”三种不同的家庭权力结构模式的界定,但就各个差异指标来看,在各指标上为“夫妻一致”或“夫妻共同决策”时,女性的生育意愿表现更为理性、更为现代。

社会地位上的两性平等和家庭地位上的夫妻平权,正在成为社会主流。尽管在职业地位、收入水平上仍然存在两性差异,且收入差异极有可能导致了家庭中“夫主妻从”的状况,但女性在教育地位上与男性越来越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全体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正在切实推进并改善着两性平等的进程。就家庭中的夫妻平权来看,在夫妻之间各项权力分配上,“共同协商”已经成为主流,夫妻之间的平等协商正在取代过去“男尊女卑”“夫主妻从”的传统。体现在生育意愿上,夫妻之间的平等关系使他们更容易形成“男孩女孩都一样”的观念,且更加追求夫妻之间的关系协调和家庭生活品质的提高,这就使得生育更趋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研究关注于夫妻之间的地位差异,但在实际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的感情因素对家庭事务的决策也有重大影响。当夫妻双方处于一种互相尊重、彼此爱护的状态时,无论其社会地位的差距如何,在家庭决策中都更可能兼顾双方的意愿。

简言之,在生育、社会资源、家庭地位等诸多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承认生育的重要意义、认可女性的贡献、保障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益和地位,是大势所趋,亦是人类思想和制度的重要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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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江苏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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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真真 张春延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本书为“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JFIBS)”项目的主要成果,书中阐述了符合各类生育政策群众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生育计划以及生育行为,指出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因素在宏观、家庭和个人层面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厘清了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育政策背景下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了生育行为对未来生育水平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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